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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邻近直隶省的四、五个县中有兵力五万人。北京迅速作出了反应。胜保将军于6月份被派至临清，其精锐部队初胜数仗，但在7月份被张善继亲自率领的八卦教军队打败。于是胜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乱首领投降，但不改编他们带领的队伍。7月末，他接受了据说有两万人之众的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投降。宋景诗胆略过人，武艺出众，使他成了五旗军中三个独立建制之一的黑旗军的首领。他此时转过来与旧战友为敌了。在压力下，张善继撤出山东前往直隶，在8月份被俘和处决。新首领是一位妇女，名程五姑，她在9月份战斗中丧命。12月份教徒们在宽大的条件下全体投降。胜保鼓励叛乱的骑兵组成新营，归他自己节制。其他人被发给“免死牌票”。③当捻军的侵袭使白莲教死灰复燃时，他们还特别在山东激起了许多分散的抗税运动。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励兴办团练之 举，使各村庄有了力量①最近的研究充实了济南的史学家们所编的一张抗税事件表，研究表明，到1860年9月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东省只有六起抗税事件，但在1860年10月捻军大批入省后的十五个月中，至少有十八起官方记载的这类事件。这些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该省北部和中部的六个府征收漕粮和有关的浮收引起的。1862年一名衙役所发的怨言反映了这些事件的暴力气氛：“自办团以来，役莫敢出距城三里有年矣。”②这十八起事件中，至少有九名绅士参加（进士一名、武举一名、贡生二名、生员四名和武生员一名）。
其中一名绅士抗税者是一个有着正义感但又妄想称帝的生员，此人名刘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年末，他亲笔书写并张贴了数百张招贴，敦促同村人只按规定税率交纳漕粮，拒缴浮收。刘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办的民团内任头领。1862年初他因提议组织民团抗击捻军而得到新知县的赦宥。他很快控制了县城，没收了衙役的财产，并抢掠了其他县的集市。他以厚饷组成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分隶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军指挥。他亲自率领第六旗，旗上有龙凤标志。1862年12月，他自立为“大汉德主”。城内的学宫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几间房间作“军机处”。一个小型的官僚机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两名学者，即一名生员和一名举人。③面临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的众多自立为王的起事，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亲王成了一个忙人。186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在河南和安徽进行征剿，并在捻军根据地正北的亳州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涡河两岸的捻军开始投降。他在清帝的催 促下向南挺进，在年底遭到张乐行和其他捻军首领的猛烈抵抗。据说在一次大战中约有二十万捻军参战，但最后是张乐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围。被认为是信仰白莲教的捻军首领刘玉渊战死，有几名大首领投降。①张乐行在1863年底被俘。
捻军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领，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几个重要城市。但山东局势是如此严重，对直隶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清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东。僭号的刘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单中是第一名。僧格林沁率领步兵三千和骑兵四千到达淄川，在靠城墙处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垒，并用重达五千斤的大炮轰击建筑物和街道。8月初，刘德培从挨饿的城市带三百名士兵突围，但被赶上，他自尽而死。②王朝所器重的这位将领又转向了白莲池的邹县教派叛乱者，在那里他显示了围城战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继朋的要塞周围构筑壁垒，然后于9月间进行全面攻击。防守垮后，随之是对约三万名教徒的一场屠杀，宋继朋本人也不能幸免。亲王然后又去追击宋景诗，后者在1863年5月又叛变了官军，并召集他的七千名黑旗兵在堂邑县他老家附近构筑要塞。当时这一地区的一名学者写道，村庄中留下的壮丁很少，据说由宋景诗指挥的响马“不特不掳掠，反以财物与之”；这与1951—1952年北京学者所访问的当地老农的证词是一致的。③僧格林沁在开始时被打败，但随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钦命派遣的一营外国人训练的军队——天津洋枪队，才解除了危局。宋景诗的部队在 10月中被击溃，宋本人失踪，以后只是在谣传和传说中才重新提到他。
这位蒙古亲王在完成了保卫山东和直隶的主要任务以后，随即在11月经河南前往安徽去对付那个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苗沛霖在1862年5月投诚，但当他的恩主胜保因渎职和行为不检而在1863年初被撤职时，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稳了。1863年5月苗沛霖孤注一掷，再次叛变，他占领了淮河边的几座城市，并且围攻在原来捻军地盘中心的蒙城。安徽和河南省的几支军队参战，由僧格林沁的骑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击败并战死。
战争的第二阶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捻军，其战斗力之强以及战术之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东追击它的僧格林沁连吃败仗并最后丧了命。捻军的力量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李鸿章的淮军，在几次大战中也被新捻军击溃。
学者们认为发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之围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年3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首领决定组成四支别动部队，每队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军队拟定由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国“梁王”封号的张宗禹联合率领。江地和罗尔纲都认为，正是太平军的影响才使捻军从此由正规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亦农亦兵”的）军队组成，并且这些部队还有了更集中的领导和捻军得以闻名的高超骑术。①但是正如 张珊所总结的那样，这个假设势必被合肥历史讨论会上提出的有着充分文献根据的观点所修正，因为张珊指出，赖文光的残余部队人数很少，而且骑马也从来不是太平军的特长。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捻军的旗制在1863年后还继续实行，而且持续到捻军运动结束时为止，而太平军一套组织术语显然没有被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军所使用。①不管怎么说，捻军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经常流窜，因此不得不特别注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年6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月份决定“空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前往。李鸿章后来说：“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成猾劲。”②捻军事实上已成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兵。此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军新别动队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有五千多匹马。1865年5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两千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军。③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年5月25 日任命曾国藩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1860至1861年，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年，刚被擢升为驻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六万名之众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进。6月6日，李鸿章派约六千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里面有一千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过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官回忆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且实际上被击溃了。①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至1866年制定的政策——首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②他悬赏搜集捻军首领的情报，并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