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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627？年），两人都与开始为人所知的东林运动有联系。①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他们深信当时的腐败和道德沦丧是由于传统的儒家教育和价值观念的衰落，认为只有当从事教育的老师们再次培养出正直不阿的官吏和学者时，才有可能恢复好的政府和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
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的人为代表，他们企图恢复政府人员的正直。②这些人的确跟东林书院有联系，但跟书院的许多成员不同，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者。不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可能有多么大的分歧，他们在目标和理想上有足够的一致使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列为一“党”，在一个把忠诚、一致和政治上的团结看得很高的社会里，“党”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东林的积极分子以同样的方法回敬，他们在朝廷里同其他党派的斗争成为万历朝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特点。①在这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后来参加到东林事业中去的人，在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关于皇位继承的争论中，曾支持过朱常洛。当朱常洛终于登上皇位，虽然不确切知道他的政治意图，但他似乎是乐意慷慨地报答他们的。的确，在1620年8月和9月的一个短时期中，邹元标、冯从吾和他们的朋友们很像是控制了政府。
红丸案
这时灾难突然发生——至少对那些指望泰昌皇帝完成政府改革的人来说是如此。9月6日，在任命了几个东林党人担任政府要职后一天，38岁的皇帝突然患了重病。京城几乎立即充满了关于一个暗杀阴谋和与此关连的宫廷密谋的谣言，据传这涉及万历和泰昌两个皇帝的后妃、太监和各种宫廷人员。
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据说泰昌皇帝病后不久，一个同郑贵妃②（约1568—1630年，她的儿子在继承皇位上是泰昌皇帝的主要竞争者）相勾结的太监，给皇帝吃了什么药，引起无法控制的腹泻。皇帝暂时在床上继续做一些工作，但到9月17日，他衰弱下去，不久就开始公开谈到他的迫近的死亡。最后，在9月25日，他命令一个声称有灵丹妙药的次要官员将药送至寝宫。不顾大臣和御医们关于此药可疑的警告，泰昌皇帝服了两粒这个官员所进的红丸。他在第二天早晨黎明时死去，在此后好几年，称为红丸案的互相指控给政治辩论增加了党派色彩。①移宫案
从泰昌皇帝生病的消息传开时起，朝廷的官员，包括忠于东林党的人如兵科右给事中杨涟（ 1571—1625年）和御史左光斗（1575—1625年），50000442＿0642＿2②就担心皇帝的权力落入宫中奸人之手。他们的担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母亲的14岁的太子朱由校（1605—1627年）①据说处于泰昌皇帝的宠妃李氏的影响之下。李氏有政治野心，皇帝死前不久有一次接见大臣，她闯进来，要求封她为皇后，这个地位将使她对继承人有相当大的法定权力。皇帝拒绝了她，这表明皇帝也不信任她。
当9月26日早晨皇帝的死讯传出后，杨涟、礼部尚书刘一燝（1567—1635年）②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宫，要求见太子。起初，他们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选侍的太监的拒绝。以杨涟为首的大臣们强行入宫，并查问朱由校的下落。一个曾经在别的事情上与东林党人合作过的太监，这时护送太子出来见他们。他被带到附近的文华殿，群臣在那里正式叩见他们的下一个皇帝。
宫廷里的政治斗争是邪恶的。李选侍拒绝离开乾清宫，虽然朱由校已经脱离了她的控制，但她宣称，太子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帮助和指点。但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东林领袖不打算把太子交给一个他们根本不能信任的人，因为他们刚失去一个与他们志同道合的皇帝，为此他们曾等待了二十多年。左光斗指出，一个未婚男子和一个既不是他母亲又不是他父亲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礼的，他实际上是指责李选侍图谋篡位，像唐朝的武后那样。③这样的指责引起李选侍及其支持者的忿恨，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9月30日，她移居到紫禁城内的另一个住处。东林势力虽然赢得了一个重要胜利，但权力斗争并未缓和。实际上这桩移宫案只不过刚刚开始。
② 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1400—1445年；第二次印刷，1603—1606年，摹印本，汉城，1968—1970年），30，第1—2叶。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31页。
①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296＇（伯克利，1937—1940年），Ⅰ，第171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达到接近150000的数量，都是“一级作战人员”。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539页注19。
① 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7—174页。
① 《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30，第16叶（97）；第4—5叶（55—63）。
① 1619年的这些军事活动，在我的论文《1619年的辽东战役》＇252＇中作了充分的分析，《远东》，28（1981年），第30—54页。加里·莱迪亚德教授曾建议我利用朝鲜资料。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动的初步研究》＇106＇，见《中国科学》，16，2（1973年5月），第240—245、252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205＇（坎布里奇，1959年），第3—23页；和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424＇（芝加哥，1969年），第194—201页。
① 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197＇，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1957年），第1048—1050页。又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城市网》＇440＇（普林斯顿，1973年），第41—45页。
② 见海伦·邓斯坦：《晚明的时疫：一个初步调查》＇149＇，见《清史问题》，3，3（1975年11月），第9—10页和第52—59页上的地图。
① 例如，在《金瓶梅》的几乎任何一章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见克莱门特·埃杰顿译：《金莲：译自小说的中文原文》＇150＇，4卷（伦敦，1939年）。
②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204＇（台北，1966年），第40页；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第3版，上海，1965年），第741—752页。
① 关于这些改革，见梁方中（音）：《中国的一条鞭法税制》＇337＇，王毓铨译（坎布里奇，1956年）：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12—133页；和杰里·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官绅联盟经受住征服》＇143＇，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528＇，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卡罗琳·格兰特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年），第86—120页。
② 威拉德·J。彼得森：《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425＇（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64—80页；和袁清（音）：《城市的暴乱和骚动》＇623＇，见《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乔纳塞恩·D。斯彭斯和小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280—320页。
③ 全汉升和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122＇，《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1（1973年12月），第169—242页。
天启朝，1621—1627年
1620年10月1日，朱由校成了明朝的第15位皇帝。根据一个东林领袖的建议，决定将8月28日泰昌皇帝即位起到阴历年底（1621年1月21日）这段时间称为泰昌朝。新皇帝的天启年号从1621年1月22日起开始使用，“天启”出自《左传》，意为“天开辟＇统治者之道＇”。①天启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时期，在明朝没出息的统治者中，天启皇帝的名声最坏。②他父亲有16个孩子（只有5个活到成年），他是其中之一，体弱，教育不够，也许在智力上还有缺陷。鉴于晚明时期政府的高度集权性质，他显然是国家在危机时期经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