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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统治时期另一个突出的成就是有效地进行了修理1448年秋造成的黄河堤坝裂口的工作。自前一个世纪末以来，黄河的治理屡次出现问题，黄河的河道明显地不稳定。②1448年的洪水使黄河下游的河道一分为二，南面的主河道通过颍水和淮河在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它的北支流冲垮了两岸，淹没了山东西部的地区，在那里与大运河会合。1448年的洪水不但像以前无数次洪水那样淹没了大片农田；而且这一次更加严重，因为它夺去了大运河主要河段的水源，常常引起堵塞和停航。1449年，被派去进行修理的工部侍郎发现他无法修理，于是就把一部分河水引入山东以北的大海。每年都有水灾；1452年工部尚书石璞重建了堤坝，但一旦秋汛开始，它们又崩溃了。
1449年因主张朝廷撤出北京而失宠和此后担任次要职务的徐有贞在1453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详细计划，他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被派去进行修复工作。在处理影响广大地区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时，他证明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
他乘小船四出考察，以确定主要的出事地点，然后制订一项复杂的施工计划，让许多独立的劳动队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施工，结果他雇了5。8万名劳工劳动500天以上，他的计划不仅仅是修复破损的堤坝；一条几乎长达100英里的河渠被凿成，这样，黄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进而通过济南府入海。为了保存大运河，他沿运河建成几个集水池和水库，它们装有新式的水闸，以维持正常的供水。此外，他组成一个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约200万英亩的土地到到水源。整个体系在1455年完成，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在1456年经受了灾难性的洪水，并维持了34年。徐有贞受到厚赏，在1457年被任命为副都御史。
民众骚乱和自然灾害
虽然传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景泰时期本质上是以两帝间尚未消失的冲突为基础的政治紧张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则敏锐地强调，15世纪中期和晚期潜在的阶级的紧张对立则是更基本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官方记载满是关于地主所有制的发展、徭役问题、农民骚乱和起义以及宦官专横跋扈方面的材料，有的学者主张，这种紧张状况显示了明代专制政治即将来临的危险。
但是至少从北京来看，景泰时期的基本问题是恢复稳定。前面已经谈到，军队的改革已经恢复了边境的稳定。但是，边境不稳只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威胁。15世纪50年代在内地省份出现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在长期受盗匪活动和地方非汉族居民动乱困扰的广东和广西，首先建立了一个由王翱领导的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此以前，王翱先巩固了东北边境的防御设施，后来成了吏部尚书。1449和1450年，福建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贵州也出现了问题。从1450至1452年，对贵州和湖广省的瑶、苗少数民族必须进行镇压，广东出现了严重的动荡，福建和浙江交界区不断发生农民骚乱。1453年，福建和湖广又发生起义，1454年四川南部发生起义，1455年广东和浙江发生起义。1456年，湖广的苗族是征剿的目标。
这种骚乱大部分限于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区。它一方面是被剥夺生计的汉族农民及矿工的起义，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起义，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分。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平定”这些不安分的少数民族和反当局集团描绘为“无情的镇压”，而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这种“平定”却是巩固帝国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汉族人统治的一个必要行动。作为对那些认为15世纪50年代的叛乱是农村动乱大爆发的人的一个反驳，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景泰时期是一个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但有关华北和华中的人烟稠密地区存在广泛的不满情绪的证据却很少。
1450年，山东发生饥荒。1452年，大雨和大洪水使河南的黄河和淮河流域、北直隶、南直隶以及山东受灾，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救济江北。潮湿的天气持续到1453和1454年，1453至1454年出现了异常的酷寒；山东、河南、南直隶和浙江下了很大的雪，从而使灾情更加严重。淮河河口的海出现冰封，淮河流域所受影响特别严重，数万人在这个地区冻死。1454年初，江南出现了一场长达40余天的大雪，苏州和杭州有无数人因冻饿而死。往南甚至远至湖南南部的衡州也不断下雪，许多牲畜被冻死。1455年，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使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受灾。下一年，即1456年，又是一个反常的潮湿之年，夏秋两季阴雨连绵，使北直隶、山东、河南、南直隶粮食歉收和受到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浙江和江西遭受严重的旱灾。所有这些灾害不但有破坏性和造成死亡和苦难，而且使国家因减少收入和拨出巨额救济款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皇位继承问题和“夺门”
几乎不用怀疑，由继位引起的各种问题继续给朝廷投下了阴影。由于景帝不愿就原来的皇帝的问题与蒙古人谈判和勉强地接受他的兄长返京，以及在他兄长返京后他所采取的一连串的小动作（如不让英宗过自己的生日，不让接待瓦剌的使者或参加新年的庆典），本来就很难处理的局势就更趋于恶化了。虽然皇帝成功地把原来的皇帝英宗排斥在一切公众事务之外，并逐步地把他孤立起来，但是有些著名的官员（其中主要的是长期任礼部尚书的胡）在英宗返京之前和以后都公开地为他说话。同时，景帝接受皇位的条件已经含蓄地规定，他的即位是暂时性的，因为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未来的宪宗）在景帝任监国的同时已公开地被定为皇太子，而且在景帝登上皇位以后仍继续为皇太子。这就确保皇位的继承权最后将回到英宗的正统世系之手。
但是景帝不但决心继续留在宝座上，而且要使自己的一系保持继承权。1452年5月20日，皇帝采纳了指定新皇太子的奏议，而不顾他的大学士（提升他们是为了要他们服从）和许多重要官员的反对。英宗之子被贬为沂王，而景帝的独生子朱见济（1440？—1453年）则取而代之，被立为太子。同时，新太子之母杭妃被立为皇后，以取代景帝的正妻汪后，后者在1450年已被立为皇后。
这一赤裸裸地出于私利的行动对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无帮助；不论他可能取得什么好处，当一年多以后新太子去世时这些好处也随之丧失。新皇后也在1456年死去。再也没有皇子可以定为太子，所以景帝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有些官员提出重立前太子朱见深时，他们被关押并受到残酷的对待，有几人被鞭笞致死。
这些事件似乎使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转变成了直接的反抗。在缺乏坚强领导的情况下，朝廷分裂成派系，取代他的密谋开始形成。不用说，密谋者的动机并不是崇高的理想，也不是对皇帝行为的道德上的不安。自1452年以来与于谦的关系不断恶化的石亨将军不但有野心，而且为人爱抓权，又贪得无厌。他与于谦的纠纷从一开始既是他自己的贪污行为造成的，更是他的亲戚和食客们的这类行为引起的。京师卫戍部队的都督张是石亨的助手。宦官将军曹吉祥也有类似的野心，他自认为是一个新的王振，在以后的年代中证明是一个极为腐化和不值得信赖的人。他的周围也是一些贪污腐化的亲戚和助手。徐有贞从没有忘记他在土木之变以后所受的冷落；他野心勃勃，希望利用朝廷的不安气氛，试图取得最高的权力。还有都御史杨善，他曾把被监禁的英宗带回，却从没有得到应得的封赏。
他们的机会在1457年初期来临了，当时皇帝得了重病。他不能上朝听政，新年的庆贺被取消。以兴安为首的宦官们试图掩盖皇帝病情的严重性，但消息泄露而让密谋者知道了。密谋者既掌握了石亨、张和曹吉祥控制的军事机器，又得到了徐有贞、杨善控制的都察院的支持，于是集合了约400名禁军，赶到北京南城原来的皇帝的居住地，让惊讶的英宗坐上轿子进入皇宫，他们在这里“夺门”，让他登上皇位，并召集了高级官员。在官员们平静下来以后，新登基的皇帝就上朝了。
这次“夺门”行动将成为明代历史上的一次典型的政变，将被认为是另一次严重地违背礼仪的事件。当然，“夺门”行动远比1449年景帝的登基更为严重地违背礼仪。那次登基取决于土木灾难后危急的军事危机，而1457年统治者的变动是一次纯粹的政变。立景帝为帝，使处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