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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经济地位。尽管他们在法律上保有许多种特权，但这两类上等人中的经济地位是高下不等的，很多蒙古人和色目人陷于贫困的境地，甚至不如汉人。他们中的富人自然和与他们相当的汉人结为联盟，而他们中的穷人也像处于低下阶层的汉人那样忍受着同样的贫困。
蒙古人有关民族歧视的规定的一个主要后果（虽然不是有意的），是造成了汉人精英的赋闲或无所事事这样一种大环境，但却没有破坏这个集团的群体意识和内聚力。蒙古人是想将汉人排斥在政府最高职位之外，不让文官系统成为不能控制的汉人行动的舞台。至于这个汉人精英集团在失去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主要支持之后能否仍旧在社会上作为精英集团而存在，就不是蒙古人的政治策略所关心的了。
有元一代，仅仅有很少的几个汉人曾在政府中任较高的官职。终于，做如此尝试的汉人越来越少了。按汉人的标准有资格做官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人对于不允许他们献身于仕途感到泄气。政府的各机构同时设两个长官，较高的职位与权力都给了蒙古人和色目人，对他们并不要求具备实际的资格，而这些资格却是等而下之的汉人通常必须具备的。
如同那些严格的等级规定导致了汉人精英的漠不关心一样，在这一环境下的公众生活也是冷漠的。一方面，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它扭曲了官场的组成；另一方面，它使那些自认为是儒士的人改变了对职业的选择，很多人不得不转而去从事各种本不愿从事的职业。其中那些能够负担得起闲散生活开支的人常常钻进艺术、学术和经典作品中去，或者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当然，更多的人负担不起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必须找工作。他们有文化，可以去从事某些卑微的职业，如当职员、教师、医生、算命先生，或者从事更低下的职业。一些人皈依佛教或道教，纵使不出家的话，他们也与当地的宗教组织保持着联系。当把作官作为惟一的职业理想而“暂时”不能实现时，当这种标准的认识影响因此而削弱时，元代那些想当而当不上士大夫的人往往会有奇怪的失落感。
② 对宋代的最精辟的描述，见＇433＇佐伯富、竺沙雅章：《宋代的新文化》。
① ＇854＇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62页。
② ＇13＇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46—248页。亦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28—135页。
① ＇13＇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畏兀儿人的首领早在1204年就已得到蒙古人的宠信。
① 本章前面已提到1207年金朝在籍人口超过5000万，其中不少于一半的人口在元朝初年的户口统计中被计入户籍。
② ＇67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第205—206页，“汉人八种”，指出在汉人下包括8个种族集团。
③ ＇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①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3—18页。
②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97—216页。
① ＇874＇蒙思明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发表在50年前，但至今还未被新成①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② ＇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下同。
儒 户
一些知识精英在括户中被划为“儒户”，这是为他们的命运做出的新安排，被划为这一类的人的社会责任就是“研习以备任用”。元代社会制度的这种特殊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①“儒户”这个词在元代律令中具有特定的意义，表示划入那类户口的人有希望作为中间等级而成为吏员，也就是这一世袭职业的成员有义务世世代代提供这种特殊的服务。
“儒户”这样一种概念，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在蒙古人统治北部中国最初的几十年，与这一划分类似的特殊的户籍，还规定有以佛教、道教、聂思脱里派、答失蛮（穆斯林）以及阴阳先生、术士、萨满教和其他宗教信仰确定的户籍。蒙古人以优待、奖赏和免税来鼓励所有的宗教专职人员。当某一派得到什么好处时，其他的派别也竞相提出要求，往往就可以得到同等的待遇。但是儒士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教派别的成员，常常鄙视专业的宗教人士。可是，宗教在那时的汉语中称作教，犹如孔教。
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类推无疑是够准确的了，所以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根据向大汗窝阔台的建议，儒士们被赐予了这种职业上的划分。随着蒙古人在13世纪30年代完成了平定金朝的战争，一种残酷的命运降临到老百姓头上。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战场上得胜的将领们可以抢掠财产、牲畜和人口，把人变为他们的奴隶或家奴，一点也不考虑这些人原来的身份。耶律楚材①是窝阔台朝廷的一位高度汉化的契丹人谋士，他目睹蒙古人不能更有目的地利用人才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于1238年建议在户计制度中加上“儒户”这一项。在这之前他就为儒士争取到了免除赋役的规定，同样是以佛教徒和道士所受优待作的类推。这个新的户籍类别划分确实是给了他们好处，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策略上的巧妙考虑。直到130年后元朝灭亡，这一规定一直在起作用。
户籍类别划分起初使文人们在如此巨大不幸的年代中得到了一些保护，以后又成为元朝制度的一个固定部分。耶律楚材的意图是利用这个特殊的户籍分类作为起步，然后系统地以这些受到保护的文人来充实整个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实现这个较大的目标方面他没有成功。他在朝廷的影响下降了，而1243年他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在政府中有地位的人同情儒士并为他们说话。
在大汗蒙哥（1251—1259年在位）统治时期，忽必烈——蒙哥的弟弟，未来的大汗，蒙哥在汉地的代理人——担负着统治北部中国的责任。在这件事上他接纳了儒士们的意见。50年代初，他公布了保护儒户的规定，然后努力寻找那些在蒙古征服金朝过程中沦为奴隶的文人并解放他们。政府答应免除儒户的主要税务并给予其他优待，这使得申请儒户地位的人猛增。配不上这一地位的富户就向当地官员们行贿，由此引起蒙古官员的指责，导致了考试的实行。通过考试，1276年在中国北部有将近4000户得到儒户的资格。
到1275—1279年征服南宋的时候，对儒家文人的态度比四十多年前在北部时好多了。明文规定军事将领不得在战场上抓捕和奴役儒士。地方官府受命评定哪些户有资格成为儒户，军事机构要听从这些决定。此后十多年中对儒户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这也是将南宋汉族人口纳入统治范围的一部分。最后，又宣布1290年括户时登记为儒户的将永远保持这一世袭身份。粗略的估计表明，在南方有10万儒户，加上北方的4000户，合起来还不到总登记户数的1％。以上是元朝早期这个制度发展的大致情况。
儒户登记出现了很多异常情况。传统上，儒士们以属于“书香世家”为骄傲。所以，他们能够接受世袭服务这样的观念，但是在孔子学说中他们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保护那些本身不够资格却又侧身其间的人，或排斥那些本人有天才却没出生在这样家庭的人。此外，在国家看来，他们与和尚、阴阳先生们是差不多的，被认为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派别的教士，这种联系使他们感到身份被降低了。
在儒士们眼里，这一制度的最大缺点是没有使他们成为保证通向高官的一个优越阶层。虽然这一制度能够保证对经书有一定研修的某些个人在需要时在政府中任职，但它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即那些学术上杰出的人应当自动地在政府中任职。简言之，它不能取代废除了的科举制度。那是因为有元一代，重要的官职大都留给了蒙古人和色目人，或者世袭，或者在任命时受到优待。政府需要大批熟悉行政机构中传统公文程序的汉人，但是在这些职位上的汉人的高升机会却是极其有限的。那些出身于经过特别划分的儒户并受过教育的子弟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在当地政府的官员手下充当书吏，或充当官职很低的地方教官，这两种情况都使提升的前景暗淡。
另一方面，儒户这一身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尽管津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