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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饥馑所苦。一部记载首都被围期间情景的笔记至今仍存，作者是位曾在金朝做过官的汉族文人，所记之事为他所曾亲历。①他的悲惨描述为人们提供了当时政府完全陷于无组织状态的证据。一边是走马灯似地相互任免、升迁和处决有叛国嫌疑者；而另一边，则令人惊讶，城市竟然还能固守，女真和汉族的军士们有能力在蒙古与汉人联军的攻击面前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开封的围城之战对于研究军事史的学者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双方都运用了火药，即使还不能以投射器将其发射出去的话，肯定也能靠人工将装填火药的火器投掷出去。开封的守城军士用这些弹药掷在人和马身上，具有致命的杀伤效果。还有一种据说是由汉族工匠发明的武器，称为突火枪，以硬黄纸16层叠在一起成筒状，长约60厘米，然后将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类混在一起紧紧填装进去，以绳系在枪头，军士各带一个小罐，里面藏有火炭，临阵时点燃，火焰可冒出枪端三米多远，无人敢于接近，到药烧尽时，筒也不会损坏。②是年冬，哀宗决定趁机离开都城。在一大群效忠于他的女真和汉族大臣扈从之下，哀宗于1233年2月26日抵达河南归德，随后又出走，当年夏天，亦即1233年的8月3日，哀宗逃到蔡州，将其作为立脚点。首都就这样被丢给了守城的将士们。其中的西面元帅崔立筹划着投降蒙古，以使首都也使自己免罹灭顶之灾，因为开封一旦被蒙古人攻陷，结果必然导致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城。崔立将仍然效忠于已经出奔的皇帝的文武官员统统清洗掉，5月29日，向速不台的军队打开了城门。虽然蒙古军队还是按照“常规”在城内抢掠，但似乎为时不久，他们就允许城内居民和北人之间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了；城里人把他们仅余的财产、贵重物品和银子都拿出来换取从北方运来的米和谷物。不过，屠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五百多名完颜家族的男人被带出城杀掉。而崔立，他可能曾幻想过在汉蒙联合的统治层中得到一个高位，却并没能享用到自己的妙算所结的果实，一个被他侮辱过妻子的部将将他暗杀了。
开封虽然失守，但蒙古人要给金帝国的残余以最后一击，还尚需时日。哀宗的处境如此绝望，以至他只能遣使到宋，想让宋给他一些粮食。他的使节向宋指出，蒙古人是最大的危险，金一旦被灭，立刻就轮到宋。当然，宋朝将领们不仅拒绝给予金朝任何援助，而且继续与蒙古联兵准备攻取金朝最后的营垒。但即使这样，当1233年12月蒙古军队的进攻开始之后，蔡州这个小城镇也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哀宗曾企图从蔡州出逃，但未获成功。他将“皇位”让与一位远亲，然后自缢身亡。这位金朝末代皇帝最终于1234年2月9日蒙古军队破城之时死于巷战之中。①完颜氏建立的金王朝由此宣告结束。而宋朝至此也大仇得报。但是正如金朝那个使节所曾警告的那样，他们因此而相邻的，是一个比女真人更为可怕的对手。
一个朝代的灭亡，总会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他们总是想以道德的沦丧来解释一个国家的覆亡，这种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就是儒家的伦理。但是对于金朝的灭亡，在这点上却没有多少话好讲。即使是正统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忠”这一基本道德一直到金朝的最后阶段也仍然存在着，虽然也确实有叛徒和投机者，但无论官员和士兵，无论女真人还是汉人，即使到了最危急的最后关头仍保持忠贞的人数之多是令人惊讶的。
① ＇594＇刘祁：《归潜志》，卷11。该书被埃里希·海涅什译成了德文，见＇163＇《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和1368—1370年目击记者的报告》，第7—26页。
② ＇646＇《金史》，卷116，第2548页；关于火毬或火炮，见《金史》，卷113，第2495—2496页。近年的研究，见＇369＇潘吉星：《火箭的发明》。
① 《金史》中有关蔡州事件的记述，主要得自一个当时的目击者所写的《汝南遗事》，作者王鹗，生卒年为1190—1273，见＇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和＇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
行政体制
金朝的兴起、衰落和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制度沿革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固有的女真传统，从辽朝继承下来的统治方式以及汉族（宋）的影响等因素交相作用，构成了金朝的政权和行政体制的复杂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朝代中，引起政治制度进一步变革的，又往往是迫于政治形势的结果。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使金朝的制度史研究成为一个复杂的领域，以致我们在这里也仅仅能够勾划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轮廓。
从部落会议到汉制的政府
建国前和建国初，女真的政治制度尚处于早期形态，它与高度等级化和部门化的汉族官僚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下文就是对金建国前女真政治制度的描述：“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①即使在阿骨打及其祖先们已经称霸，并将一度反抗过他们的诸女真部落都置于自己的统一指挥下之后很久，我们还能找到许多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的特征，特别是在有关军事的事务上：自主将至卒皆自驭，无从者。以粟粥燔肉为食，上下无异品。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将，任其事。师还，有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与之金，举以示众，众以为薄，复增之。①这些半平等主义习俗的痕迹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的。在此之前例如阿骨打就不曾指望大臣们在他面前磕头。而金朝早期的统治者，则根本不知道在汉族的等级思想中皇帝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明确地说，金熙宗和海陵王统治时期不断加强的专制不是别的，就是采用汉制的结果。甚至晚到1197年，当金的国家机构已经完全采用了汉制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模仿古老的部落会议议事方式的奇特现象。在朝廷一次有关是不是应该对蒙古人发动进攻的讨论中，曾在大臣中运用了投票决定的方式，官方史家对这次表决结果的忠实记录如下：“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②从另一方面看，只要这个政权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某种方式的中央控制便成为必需。这里说的扩大，有时通过外交接触，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开辟新的领土。阿骨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了可以称作是最初的官制。这些臣僚，汉文译作“勃极烈”，女真语是bogile。这个词，后来在满语中作beile（贝勒），专指清代皇族的爵位，满族人将它一直用到20世纪初。bogile的本意似乎是“头目、酋长”，早在女真开国前就已被使用，因为1113年当阿骨打从长兄那里继承王位的时候，就被称为“都勃极烈”。
阿骨打以“都勃极烈”这个头衔，取代了辽朝按惯例赐予他的节度使的荣誉称号，而“勃极烈”一词也由于为他所用而身价倍增。这个头衔的身价之高，还有一个事实可证，那就是只有完颜部落中属于皇帝近亲者才可以得到。1115年，金朝曾立过形形色色的勃极烈，通常在这个头衔之前都冠以gurun一词（汉文为“国论”），即“国”。居首者是大勃极烈，由推定的皇位继承人担任，其下的勃极烈有“诸部统帅勃极烈”、“第一勃极烈”、“第二勃极烈”、“第三勃极烈”和“副勃极烈”等；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女真语（以汉语音译）和汉语意译翻译过来的。
副勃极烈的官阶要低于其他的勃极烈，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多为战争时临时赐予。从目前所存的名目繁多的勃极烈名称可见，由于作用不同，当时在勃极烈之间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总的来看，诸部统帅勃极烈是主管政治事务的首领，而第二、第三勃极烈则是他的左右手。还有一种勃极烈，他的主要职能是处理外交事务，称为“乙室勃极烈”（这个词的前半部分还无法解释）。虽然可以将这些差别看作是建立一个特殊化官僚制度的开端（所有的勃极烈都有他们的部属），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把这些勃极烈当作是官衔可能是个错误。它们远远更有可能是颁给某个人的一种待遇，因为有的勃极烈在就职者亡故之后就被取消。勃极烈制度曾有过许多变化，在它的后期阶段，即使在名称上都能明显见到汉族的影响，所有的勃极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