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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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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中叶,元朝走上了它的末路,这不是因为又有了新的一批入侵者的入侵,而是由于它内部的崩溃。现在仍远不清楚最终推翻这个王朝的众多地方起义的原动力是什么:自然灾害、时疫和气候恶化都加剧了暴政、剥削和行政管理失当的结果。可以弄清的是,到14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各个阶层的汉人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不满,他们采取了传统的大规模盗匪活动的方式,教派活动也已出现,军队中发生兵变。从历史上说,这些现象正是与中国历代王朝倒台并生的现象,但此时因政府为外族人政府、其掌管者多为外族人这一事实而使它们具有了新的锋刃。
以明朝的建立为终结的持续了20年的国内战争,其破坏性肯定至少可以同女真人征服中国北方时相比,并且超过了蒙古人征服中国南方时的情形。只有蒙古人征服北方的第一阶段才比它更加凶狠残暴和肆行无忌。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内冲突爆发之前,元代中国就已在承受着与此前那些政权的征服地相比沉重得多的压力。
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但是,它们无疑都在提示着人们:本卷所涉及的这个难解的和多样性的时期,值得作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阶段来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当然不是以最后一批蒙古军队撤过边界即告终结。
第一章 辽①
概 述
10世纪初叶辽朝的建立,是中国第二个并且更为广泛的外族统治时期的开端。这个时期长达近500年,并在1279年蒙古征服全中国时达到顶点。中国在以前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漫长的外族政治和军事统治。契丹人的辽朝、党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相继控制的中国疆土越来越大。残存的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对这些在中国国土上的征服王朝,即使不承认其为凌驾自己之上的王朝,亦将它们视为平等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它们建立了长期的外交关系,并向它们提供岁币和贡物。这样的国家关系完全有悖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周围的其他民族和国家都应向它表示臣服。
北亚游牧民族新兴力量的最好说明,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a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①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
契丹人实际上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边缘地区,但是他们的统治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由于其统治范围东起高丽,西至阿尔泰山,所以有效地隔断了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直接联系。因而,西方自然得出了横跨东西的契丹是中国的真正主人的结论。这种对契丹长期统治的误解和夸大,亦深印在同时代的亚洲人脑海中,直到辽朝灭亡之后,这种看法还延续了很长时间。
① 在撰写本章时,我反复参考的是辽史研究的力作'541'魏特夫、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该书是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著作。
① '373'见伯希和:《注释》,第1卷,第216—229页。
建立王朝前的契丹
契丹人早期历史的资料较少。②汉文史料第一次提到契丹的名称是在公元4世纪。但是这些早期记载相互矛盾,很难确认这一名称究竟指的是什么民族。一般认为契丹出自鲜卑宇文部,该部在2世纪以后控制着中国的东北边疆。345年,宇文部被建立了燕国的更强大的鲜卑慕容部击溃,分为三部,其中一部称为库莫奚,契丹亦属其中。388年,库莫奚又分为库莫奚(后来通常简称为奚)和契丹两部。魏收于554年完成的北魏史书《魏书》,是最早把契丹、库莫奚和室韦视为独立民族的正史,并指出它们都出自鲜卑。③当时它们都是游牧民族,契丹居于辽河(西拉木伦河)上游的草原地区,即今天辽宁省和吉林省与内蒙古相邻的西部地区。库莫奚居于契丹南面和西面的山区,即今天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韦居于契丹之北,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西部相接地区。
魏收提到的契丹,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契丹族的名称,还是这些人仍是称为库莫奚的一个大部落集团的一部分,至今还不清楚。不仅如此,《魏书》中提到的组成契丹族的一些小部落,在同一本史书中还以完全独立的身份出现。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可能既反映了魏收写史时能够利用的资料有限,也反映了在漫长的北魏时期(386—535年)这些部族正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中的事实:契丹先从库莫奚中分离出来,然后在合并其他原来独立的部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契丹族。契丹被北魏的创建者拓跋部击败,沦为其属部。479年,在漠北柔然的扩张威胁下,契丹的大部分向东南迁移到辽河中游地区。进入6世纪时,契丹日益强大起来。
契丹及其邻部的内部种族构成还不清楚。毫不奇怪,汉文史料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传统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载,不注重其人种和详述其族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外族人受到关注,或是因为它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
史家认定契丹与库莫奚同源于宇文部,将契丹和它的邻部奚、室韦均视为鲜卑的后人;后来又试图将其与匈奴联在一起,匈奴在汉代时曾统治了整个北亚;由于这样的溯源缺乏证据,所以我们难以确定这些民族的种族成份。它们的名称常常表示政治联盟并以此与中国人接触,而不是稳定的种族群体。在北亚游牧社会中,这种政治联盟经常变化,总是在危机时刻由许多内部关系复杂的小部族结成军事联盟。这些联盟通常是很不稳定的,主要靠领袖人物的威望来维系,在强有力的领导下短期内实现共同目标和统一之后,又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
当代学者尝试利用语言资料解决契丹的族源问题,但是对契丹语言的研究还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知道按照语言学的分类,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语言均属于这一语系),但是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中,还要加以选择。可供选择的范围很窄,我们知道的词汇只有区区200余个,其中一半列在14世纪才成书的《辽史》中。不幸的是,《辽史》所列的词汇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号,这些词汇很容易从一种语言传给另一种语言。因为契丹长期处于有很强政治影响的操突厥语言的民族之下,先是拓跋的属民,然后臣服于突厥,最后臣服于回鹘(辽朝创建者的部落曾与其保持长期的通婚关系),所以许多部落名称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是来自突厥语。我们所知的基本词汇过少,而这些词汇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词,所以难以断定契丹语是属于蒙古语族还是属于通古斯语族。契丹人可能说的是一种受通古斯词汇影响的早期蒙古语,也可能是受蒙古词汇影响的通古斯语,不管是哪一种语言,都使用了许多突厥语借词。
用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的资料同样很难解释契丹的族源问题,因为这些东西也很容易从其他民族借用。我们不能指望这方面的资料对契丹族源提供任何明确的结论,是因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干燥草原和沙漠的广阔地区,居住着操突厥语或操蒙古语的部落,东面是东北地区森林覆盖的平原和山地,是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家乡。契丹文化与它的一个邻族有共同的特性,当然不足为怪。
但是,有一种文化特性支持《魏书》所说的契丹、奚和室韦同源的说法,这就是男子的发式。契丹的男子将头顶的头发剃光,留下两鬓的头发垂至肩部或胸部。奚和室韦都采用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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