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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无情的指责。
但当宇文融在721年出现于政治舞台时，朝廷已面临对玄宗的宏图毫无帮助的和不可避免的财政问题。户籍册列有应履行租庸调税义务的人口及他们通过均田制取得的土地之数量，但几十年来已有人抱怨户籍登记制严重地被忽视。忽视的部分原因是没有系统地对各家各户进行再登记和对原来登记的内容进行修正；部分原因是全国许多地方原来的课税和土地制度很不完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逃亡户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人为了逃避纳税和劳役而离乡背井，在其他地方定居而没有登记，所以未予课税。同时，大地产的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例如，据张嘉贞的传记记载，他在朝廷卿相中以不追求大房地产闻名。利用因缘时会的人不但有暴发户，而且有历史悠久的名门成员。例如，出身于东北世家并在8世纪20年代曾任包括刑部尚书在内的各种高级官职的卢从愿因积聚大量地产而臭名远扬，最后因这一名声而未能当上宰相。
721年，宇文融首先提出应全面检括所有未登记的逃亡户。他是北周皇室的后裔，通过世袭特权而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由于源乾曜的庇护，此时正担任御史。经过廷议，朝廷颁诏，限令未登记的定居者在百日内向官府投案，然后或是重返故里，或是在所居地重新登记。未投案者将被集中并运往边境。这一措施似乎未认真执行，并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723年宇文融又拟订一个新方案，它规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记的定居者可以免税六年而缴一种特殊的“轻赋”，这样，那些占地者就能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取得正式的地位。为了推行这一措施，宇文融被特命为劝农使，并配备一批有专才的判官，他们作为额外的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监督此方案的实施。
这一方案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得到漏登户本身的欢迎。724年，宇文融的班子又增加了判官，最后，不少于80万个未登记的户及相应数量的漏登土地列入了簿册。这个措施的重要性是明显的；这些家庭约占726年登记的7069565户总人口的12％。玄宗对此非常高兴；725年，宇文融升任户部侍郎，并开始在朝廷起重要的作用。①但方案引起许多人的反对；皇甫憬和杨相如上奏说，这样会引起人民的困苦，并会鼓励地方官多报未登记的占有地者数字来取悦朝廷。但宇文融得到源乾曜和中书省舍人陆坚的有力支持，反对者都失宠。甚至在方案付诸实施后，异议继续不断，直至皇帝被迫就此事专门进行廷议，而在讨论时又有人反对。
这一方案不过是全面贯彻一个已经施行了两个多世纪并详细载入玄宗早期精心修订的律令中的制度罢了，但竟会引起这样一场骚动，实在令人费解。反应部分是经济性质的：如果这一制度被忽视，那么应该推行它的官员就成了主要受益者，因为这样能使他们大量收买土地和吸引原来被迫离乡背井的家庭为他们劳动。当然，反应部分也是政治性质的：宇文融是贵族，不属于自武后时代起就控制朝廷和占突出地位的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他还主张用合理的制度来解决朝廷的重大财政问题，而不是采用张说力主的那种导之以德和齐之以礼的政策。同时，张说与同僚宰臣源乾曜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如上所述，后者为宇文融的支持者。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反对与其说是针对重新登记，不如说是针对进行再登记时使用的非正规制度的方法，即专门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并为他配备一批助手，使这些人摆脱本应通过它们进行这类改革的各级官僚机器而自行其是。在玄宗朝较早的时期，地方已使用专使来改造运输体系和组织盐的生产，所以这种非正规的组织不是新鲜事物；但宇文融的改革是一项全国推行的重大政策，它突出了这类特权对原有的官僚机构所构成的威胁。
宇文融方案的成功使玄宗能够以正规的租庸调这一公认的正规方式来为他的国家提供资金，并且能把汉代一度推行和专使刘彤在721年奏议后作出的关于恢复盐铁专卖计划暂时搁置下来。同年，姜师度已经成立军垦以开采河东道南部的盐池，同时，已调到四川任节度使的苏颋也奉命开采该地的盐池以作财源。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采用这些政策，它们对行政现状构成的威胁就会比宇文融检括农户政策的威胁严重得多。①封禅与张说的垮台
张说曾经鼓励玄宗恢复许多象征王朝中兴的礼仪。722年阴历二月，皇帝被迫把朝廷迁往洛阳。在返回长安时，张说说服皇帝长途绕道前往潞州、太原和汾阳（潞州是玄宗过去任地方官之地；太原是高祖开创唐王朝之地；而汾阳是他祭祀后土之地，这一仪式在汉武帝时制定，但久已中断）。绕道后，皇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而成为右相，以此来肯定他的地位。②同年阴历十一月，玄宗在长安南部举行盛大的祭典；又在张说的建议下，对皇帝祖先的祭祀作了若干变动，在举行这些重大的礼仪活动时，都颁布大赦令；南部的祭祀还举行大酺（公开的狂欢聚饮）；酺在各道治地持续三天，在京师则持续五天。①724年阴历十一月，在张说的带头下，朝廷要求皇帝举行国家礼仪中最威严隆重的仪式，即在中国的五岳之首的山东泰山举行封禅祭典。虽然源乾曜反对此议（这一分歧逐渐导致两个宰相的公开分裂），皇帝仍采纳，并宣布于次年阴历十一月举行封禅；张说奉命设计应有的仪式。为了确保不致发生突厥人利用皇帝离京而朝廷又在山东之际侵犯边境的可能，朝廷同意要求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派代表参加。
724年后期，朝廷再次迁往洛阳。725年阴历十月，皇帝携大批官员、皇亲、外族领袖和无数随从浩浩荡荡启程前往泰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才抵达该地。
皇帝的巡行行列沿路长达若干里，每经一地，周围数里的农村都遭到了破坏。祭祀后，他们来到附近孔子的故乡和孔庙又举行祭典，然后返回洛阳；这次取道另一条更南的路线，因为无论哪一个富饶之地，也负担不起数周内两次驻跸的费用。②祭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张说的胜利，他奉命为封禅盛典写了颂词刻在山上；726年初，他开始编新的礼仪法典。但一些与礼仪有关的事件导致了他的垮台。如前所述，他曾与源乾曜就祭典之事争吵过。他还反对宇文融推行重新登记各道人口的措施。在祭祀期间，他把最好的差事交给他自己的追随者，实实在在地提升参加盛典的文官，而只授给武将虚的荣勋，因而触怒了朝廷中的许多人。曾在中书省张说手下任职并作为他的被保护人的张九龄极力提请他谨慎从事。但张说我行我素，他的人事委派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726年初，张说反对皇帝选用靠荫庇进入仕途的东北贵族崔隐甫（？—736年）为御史大夫，理由是他认为崔缺乏文才。张说提出多年来与之关系融洽的崔日知应任此职，而崔隐甫更宜任武职。但玄宗严拒张说的提议；崔隐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而张说之友崔日知则被任命为禁军的将领。①张说此时面临的是一个其御史大夫和中丞宇文融均为他的公开敌人的御史台。另一个中丞为李林甫②（？—752年），他是皇族的远亲，在科举考试中也没有中式，他的官宦生涯是通过在禁军中任职开始的。他通过宇文融的荐举而获得了在御史台的官职。敌对集团对御史台的控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弹劾任何大臣而不管弹劾对象的地位多么显赫。张九龄力促张说采取措施自卫，但张说显然感到很安全，他答复道：“鼠辈何能为！”
他继续反对宇文融及其同僚。725年末，玄宗同意宇文融关于改革选拔程序的建议，以一个人数众多的负责任命的铨选官组织来代替吏部的三名高级官员。据推测，这是阻止张说再专断地任命官员的临时措施，因为在张说下台后的第二年，旧制又被恢复。张说对付他政敌的办法是干脆扣押他们的奏议。
762年阴历四月，张说被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弹劾，罪名有：受贿、向术士问吉凶和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玄宗命以近来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为首的一批高级司法官员进行调查。罪状似乎可以确立，但玄宗经其忠诚的宦官高力士的劝说后作出决定：鉴于张过去对国家有大贡献，只免去他的宰相职位，保留其他实职。①李元纮②（？—733年）被指定接替张说的位置，他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