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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年夏，前不久灭了北齐并统一北方的北周的武帝（宇文邕）准备率精兵遏制突厥人在今北京附近的掠夺。在36岁时，他似乎要通过一次次的胜利来最后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但他突然患病，就在这一年的阴历六月，他的凶耗被宣布了。由太子并为杨坚之婿的宇文赟继位。579年阴历二月，他举行仪式逊位给其六岁之子，但仍拥有实权。人们很快就清楚，他也是传统的变态专制君主之一，他们是长达300年的北方诸政权的祸根。杨坚对这个魔鬼的想法，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580年初夏宫廷中发生的事件迫使杨坚摊牌。这个“太上皇”强奸了一个亲王的妻子，并迫使亲王叛乱而死，于是这个不幸的遗孀被纳为第五个妃子。后来有迹象表明他决心消灭杨坚的女儿，以便提升他的新王妃。由于她母亲的激动的请求，她暂时得救，但不久事情就很清楚，宇文赟要自行其是，这意味着即使消灭杨坚全家也在所不惜。在这关键时刻，宇文赟患病，杨坚的朋友们矫诏命他来到宇文赟的病床。宇文赟在以后的几天内死去，死讯秘而不宣，直至杨坚的几个朋友说服他代幼帝摄政。这是对王朝及其支持者的公开挑战；摄政本身虽不是篡位，但它是沿标准途径之一去建立新王朝的重要步骤。杨坚和他的几个朋友无疑在孤注一掷，他的妻子用一句古老的谚语“骑虎难下”劝他说，现在已到义无反顾之时了。①杨坚立刻开始采取建立新王朝的进一步的行动。他在行动时极为残酷无情。阴历五月末，宇文家族的五位亲王被召进京，名义上要他们参加其中一王之女与突厥可汗的结婚典礼。三天后，大部分宇文赟的嫔妃被迫削发为尼。皇太后和杨坚之女被赦免。后者同意其父的夺权行动，只要行动仅限于摄政，但公开反对他另立王朝的野心。阴历六月初，宇文氏诸王——其中一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来到京师并一直受到监视；七月当他们参加宇文赟的葬礼时，他们由杨坚的一个亲属指挥的6000名骑兵“护送”。由此可以证明，杨坚此时已经获得统率京师精兵的将领对他事业的支持。但宇文家族在北朝中也是精于谋害和耍弄阴谋之道的，所以他们也用老于此道的手法进行反击。在阴历六月，宇文氏一王因阴谋反对摄政而被捕，并立刻被处决。在下一个月后期杨坚几乎被宇文家族中的两个亲王暗害，这二人也被捕处死。
远为严重的是，宇文家族的党羽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公开进行军事对抗。六月，宇文氏的党羽尉迟迥在原齐国国都邺城公开向其部队首先宣称，他作为宇文氏的亲戚和忠仆，将从有野心的杨坚手中拯救王朝。尉迟迥虽然年迈，却是一名难以对付的军人，他在552年曾为西魏征服四川。此外，他权力的地理中心正处于华北平原的心脏，他在那里能够动用惊人的资源，并且在地方强大的氏族中还有一批强有力的潜在的追随者。在阴历七月中，另一批北周的勤王者参加了武装的反杨坚行动。同一月的晚些时候，幼帝的岳父司马消难公开宣称与尉迟迥共举勤王大业，并在长江中游以北的九个州找到了一批追随者；他还在那里得到南方虚弱的陈国的支持。八月初，四川的总管王谦也起来反对杨坚。在偏远的东北，一名原齐国官员与其突厥盟友一起准备与其他人联合反对杨坚。杨坚的确被人步步紧逼，但他掌握了几个相当有利的条件：他的关中平原根据地长期以来是远征的跳板，只要他有取得胜利的迹象，他就能得到从北周继承下来的强大的战争机器的效忠；他还掌握着统一领导和各个击破分散敌人的优势；何况后者只有地方的追随者，各怀私心异志，缺乏协调的战略。
但在580年七月的一段时期，双方的胜负难卜；当时重要的地方和地区领袖依然举棋不定，杨坚的任何敌人的有力行动都可能导致他的失败。但杰出的高颎的归附是决定性的（关于高颎，以后将予论述）。当杨坚的其他支持者借故不上战场时，高颎率西北军从关中来到华北平原。在那里，他东进打击反对杨坚大业的最强大的敌人尉迟迥及其盟友。高颎使用传统兵法中的许多计谋和圈套，在几次序战中告捷，很快就面临部署在邺城南城外的敌人主力部队。他在那里使用了古代“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的策略以打乱敌人的战斗计划，使尉迟的队伍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年迈的尉迟迥逃到邺城，最后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自尽。历史学家通常把尉迟迥之败归咎于其主要参谋的无能和他起用前北齐将领的行动。但不管情况是否如此，高颎已摧毁了反对派的唯一重要的集结地，一些较小的反对者开始为胜利者下赌注了。在阴历八月中高颎在邺城的胜利和快到11月底四川王谦力量垮台的这段时期内，主要的反对派力量土崩瓦解。一个月后，残敌已被打垮。①杨坚得力于高颎，而他的敌人又缺乏想象力和个人魅力，所以他继续走运。
581年初期，杨坚在阴历二月中称“王”，他接受了帝王的徽号，身穿皇袍，开始上早朝，颁布大赦，宣布以隋为国号——此名来自北周给其父的封地。通过这些行动以及其他远古传下的礼仪，他宣布自己此时已正式受命于天。到这一年夏末，北周总共59王中的最后一人已被谋杀，这样北周勤王者反击的可能性大为减小。杨坚的夺权行动在极不利的形势下成功了。但如果隋不准备成为另一个短命的政体，如果它要发展成一个稳定有效率的政府，还有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而杨坚也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下面将论述杨坚及其最亲密的辅弼大臣的品质。
杨坚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有几方面可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联系起来，有几方面可用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解释，有几方面涉及他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这是相当普遍的），最后几个方面则是他品质中特有的。前面已经谈到，他是非常严厉和令人生畏的人，既无吸引力，又不热诚，更谈不上宽厚。布德伯格注意到，他的青云直上使他一生被自危感和自大狂所折磨，因而促使他去寻求一切他感到放心的形式和一切能得到上天眷顾的象征。当时他的家族和接近他的圈子中迷信佛教和盛行佛教这一特有现象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向佛教寻求正统地位和个人安全的方面：宫内每晚都做佛事，杨坚、皇后和举朝上下都参加。他的自危感使他对除几个亲信以外的所有人都产生怀疑，他似乎认为几乎所有的儿子都是潜在的敌人——这种态度在突厥可汗中是很普遍的。他为人过于俭啬，这一与他妻子共同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本加厉。传说他把化妆品按定量分配给宫女，宫内未备有他需要的某种药，也没有他妻子需要的作为普通礼物的毛领——凡此种种都是儒家的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①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
除了上述的个人性格，还有形成他行政作风的其他一些特点。杨坚在探讨问题，采纳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他的所厌所恨等方面都接近于儒家中主张君治的荀子一派，实际上接近于法家本身。据说他不重视《诗经》或《书经》；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关闭了全国的学校，原因是学生太多，太懒散，质量太差。他对标准的儒家道德说教很不耐烦，当他的一个主要儒家大臣劝他不要再处决剩下的北周诸王时，他大声怒斥道：“君书生，不足与议此！”②他与中国所有的君主一样，也受历史和先例的约束。在一次重要场合，他说他远不如伟大的周公，只有在量刑公正这一点上可与之相比。③又一次，有人劝他不要朝令夕改以致引起黎民不安时，他认为这是隐隐地把他与汉朝的篡位者相提并论而大发雷霆。他大骂并怒问其大臣：“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