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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2（1960），第527—558页；冉云华：《中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我献祭》，载《宗教史》4∶2（1965），第243—268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81—282页。关于中国佛教徒从心理的实际变化所产生的拘泥字义的倾向，例如可见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209—218页。
③ 关于真谛（公元500—569年），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1929—1970年）》（莱顿，1973），第1页以下。
① 《大乘起信论》之梵文为Mhāyān■rddhotpād■āstr。有一种译文，见峡田吉人：《信仰的觉醒：据认为是马鸣之作》（纽约和伦敦，1967）。又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1页以下；以及沃尔特·利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载《通报》，46（1958），第155—216页。其中讨论的主题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宗派所讨论的诸问题。
② 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中国学研究选篇（1921—1970年）》（莱顿，1973），第148页以下、153页以下。
①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49—50页。
② 见G。E。萨金特：《朱熹与佛教》（巴黎，1955）。
③ 鸠摩罗什，或简称罗什，约公元350—409年。关于他的传记，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第2卷，第54页注2。
① ■ūnytā，在数学上就是零。
① 此即义学僧，这些人专攻教义，而不以主修寺院课程、默省和其他课业见长。
② “三论”包括如下经典：《中论》，是对据说为龙树所著的《中观论》的注疏；《十二部论》（Dvād■nikāy■āstr），据说也为龙树所著；《百论》（■tk■āstr），据说为提婆（■rydev）所著。
③ 即《大智度论》（Mhāprjnāpārāmitupde■）；关于它的译文，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④ 见前文。
① 见前文。
② 塚本善隆译注的《肇论研究》（京都，1955）；以及沃尔特·利本塔尔译：《肇论：僧肇的论文》（香港，1968）。又见鲁滨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的中观学派》，第123—155、210—232页。
③ 见前文。
④ 见前文。
① 可能是源出突厥蒙古族的一个集团所建，为拓跋氏（ToP，或Tbgch）。
② 见上面《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③ 关于这种冲突，见塚本善隆等人：《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京都，1960），第69页以下，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研究》，第74页以下；以及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261页以下。
① 关于它的译文，见伯希和译《牟子理惑论》，载《通报》，19（1920），第255—433页。关于北魏时代的佛教，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京都，1942）；《魏书释老志研究》（京都，1961）；以及《魏收的释老志》，赫尔维茨译，载《公元5世纪北中国的云冈石窟》，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编（京都，1956），第16卷（增刊），第23—103页。
② 朱尔·布洛克：《阿育王的铭文》（巴黎，1950），第33页以下。
③ 见下文。
① 关于崔浩，见《魏书》卷三五，第807页以下。关于北魏斥佛，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第241页以下；以及陈观胜：《论对北朝斥佛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② 塚本善隆：《魏收的释老志》，第69页以下。
③ 戴密微：《中国考古学札记》，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5（1926），第452页注6。
④ “僧祗户”中之“户”，是国库的财政单位。
① 关于僧秪户和浮图户，见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95—101页。
② 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第247—285页；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第271—273页。
① 关于北魏时期洛阳的佛教，见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58—165页；塚本善隆：《魏收的释老志》；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究》（京都，1970年）；W。F。J。詹纳：《洛阳的回忆：杨玄之与湮没无闻的京城（493—553）》（牛津，1981）；杨玄之：《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译（普林斯顿，纽泽西，1984）。
② 关于北周排斥佛教的问题，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第29页以下；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86—194页；以及《论对北朝反佛教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① “回向”，即prinmn。
② 见下文。
③ 关于“社”的问题，见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251—269页；以及戴密微：《近期敦煌的研究》，载《通报》，56（1970年），第17—18页。
① 牧田谛亮：《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京都，1957），第31—38、55—56页。
② 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第283页；矢吹庆辉：《三阶教教义与日本佛教》，载《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教授讲座设置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庆祝委员会编。（东京：《先驱报》，1954），第353—361页。
③ 此即“正法”（sddhrm）；“象法”（prtirūpkdhrm）；以及“末法”（p■cimkāl），即“最末时期”。
① 关于5世纪和6世纪的佛教宗派问题，见利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另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第1页以下。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关于汉末大叛乱以后的道教，我们拥有的材料也是令人失望的。它们要么所记日期不准确，要么根本不记日期，要么就根本抱有明显的偏见，象在释、道二教论战交锋时所写的佛教小册子那样。除此之外，由于这些现存材料未经充分细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给这个时期的道教描绘出一幅准确的画面。②有一件事实很显眼。黄巾军和五斗米道所创立的制度一直保存在可以称为道教的教会之中；这个道教教会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也很受佛教僧祗的榜样的影响。在隋代，道教社团似乎划分为教区，我们发现它们的专门名称中有“天师”、“祭酒”和“静舍”。由于“教民”（或“道民”）向其首领贡献了谷物或实物，这些教区能满足它们的需要；教民还向首领贡献“厨”食——即宗教仪式的餐饭。①他们定期持斋或举行宗教盛宴，不管其名称如何，它们通常是在群众的狂乱情绪中结束（至少如果六朝时期反道教的小册子是可信的话）。这些作品给这种仪式提供了讯息，但它们的佛教徒作者们对道教徒显然既不公允，也不宽容。
这种场合也包括“涂炭斋”在内，即参加者要象罪犯那样以泥炭涂面以证明清除了自己的罪恶；或者他们要象驴子那样在泥地里打滚。有所谓“黄箓斋”，即祈祷者无休无止地祈祷和没完没了地跪拜，据说要以此救助那些祈求免罪的人的祖先。还有一种所谓“合气”，即以一整套性交技术来实行性滥交，据说可用这办法求得长生。②这种性交行为不仅行之于私生活中，也行之于宗教仪式的公共场合中；放荡行为是在宗教仪式的掩饰下进行的。正是这种“合气”，使得“男女杂沓，如野兽然”，③公元4—5世纪孙恩的徒众还一直行之不衰。
孙恩是一位著名的叛乱者，他在公元约400年把浙江地区置于火与剑的动乱中，因而危及东晋王朝。他来自山东琅琊，当时这里也是五斗米道的一个中心，据说他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员。④有许多大家族是从琅琊迁到浙江来的，他们祖传的宗教便是天师教。①琅琊的这个教派也影响了另一个著名叛乱——在4世纪之初结束了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中的最重要人物。②可是，道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所引起的叛乱或许不如佛教仅在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所引起的叛乱那么多。
在北魏王朝时期，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的顾问寇谦之（公元365—448年）天师起来反对民间道教的放浪无节制。由于有《魏书》中的《释老志》的宝贵材料，关于寇谦之其人其事我们是知道得不少的。③寇谦之生于不久之后即变为北魏京师的洛阳附近，少年时期先学道于西岳，后来又学道于中岳，④遇到一位真人告知他将为王者师。公元415年，他在中岳顶上遇见了老子成神后的影像（太上老君），影像授与他“天师”称号，责成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