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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因此，当西方学者写到农村生活时，他们使用的资料充其量不过是二手资料，是那些市民（通常是来自广东地区）凭记忆叙述的农村生活。这些人在农村只度过一段时间（常常是不自愿地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在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有许多主要是依靠这些采访材料写成的著作，约翰·C。佩尔泽尔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则是这类著作的佼佼者。到70年代初跑到香港来的人多了，这些人都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探寻这些人的住址和采访他们的方法都精细了，因而获得了一些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威廉·L。帕里什及马丁·金·怀特的《现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使用了量多质优的社会学分析，描绘了一幅广东省农村地区社会连续性和变迁的复杂图画。安尼塔·詹、理查德·马德森和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以及理查德·马德森的《一个中国农村里的伦理和权力》，使用了来自广东同一个村子里的移民们的叙述，从而构成了一份那个村自1950年到1980年的上下连贯的社会历史。
此外，有些外国人由于有特殊关系访问了中国农村，目睹了农村的生活情况。他们的丛书又补充了那些从外部了解中国的专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其材料经常缺乏科学的分析，加之他们信仰中国革命而担负的政治义务，材料就蒙上了浓厚的色彩。不过，其中最好的著作也生动、详细、真实地叙述了农村的生活，甚至这些叙述并不符合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期望。而这类著作中最出色的是威廉·欣顿的《翻身》和《身翻》——山西省“长弓村”盛衰兴败目击记。这类书的其他著作还有：杰克·陈的《福星高照的一年》；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的《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以及简·迈尔达尔采访柳林农民的录音——《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简·迈尔达尔和冈·凯斯勒的《中国：革命在继续》；简·迈尔达尔的《重返一个中国村庄》。
到了1978年，中国小心翼翼地开始允许专业社会科学家到农村去进行科研工作。他们去了以后的第一批成果是史蒂文·莫舍的《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这是史蒂文在广东一个村庄里呆了一年的研究成果，但是却引来了非议，因为中国人指责作者使用了不道德的研究方法。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1968—1981）》，是在南京附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爱德华·弗里德曼、保罗·G。皮科韦兹及马克·塞尔登的《中国的村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河北省研究了八年的基础上写成的。在离他不远的的地方，西德尼·甘布尔也在为其《定县》而进行实地考察。《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农村革命的帮凶》一书，则是海伦·绥在广东进行研究之后写成的。
对系统了解人民共和国农村生活更具长远重要意义的是，80年代社会学作为合法的学科再次在中国学术生活中出现，速度虽然慢些，但很稳健。费孝通再次披挂上阵，重新去开弦弓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这里是他1939年出版的经典名著《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基础。一系列文章已源源不断地刊登在《社会》等杂志、刊物上，这些皆是费孝通和其他中国农村社会学学者研究的成果。费孝通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已译成英文，刊登在费孝通的《中国农村特写》一书中。
关于中国人口统计学及农村经济的大量统计数字将会涌出，社会学家和研究中国农村的其他学者将受益匪浅。直到80年代初，根本找不到准确、详细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字。在此以前发表了经过编纂的统计数字，不过这些数字皆属于“社会科学小说”特征的一类。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统计数字，《伟大的十年》便是一例，〔译本1974年由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研究项目）发表〕。就像处理科学小说一样，真正的事实可能埋藏在想象的叙述中，需花大力气才能把有用的事实挖掘出来。
由于中国在80年代推行改革政策和对西方开放，搜集统计数字和公开发表许多统计汇编的工作也专业化了。1982年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人口统计。人口调查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对研究农村人口发展趋势的学者非常有用。人口调查的资料译成英文发表在《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和《新中国的人口》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每年发表“中国人口年鉴”。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由薛暮桥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附1949—1980年经济统计数字）。此后每年由中国统计资料及咨询服务中心发表一本《中国统计年鉴》。自1981年起还发表了《中国经济年鉴》。绝大多数省份也发表各自的经济年鉴，西方主要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都有这些材料。
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自1949年以来，用中文写的有关城市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一般作品实为凤毛麟角。不过，有两份主要的中国城市规划的刊物《建筑学报》和《城市建设》刊登关于城市政策和城市某特定地区进行改造的文章，能提供不少信息。此外。有关官方城市政策和计划的作品、文章也很多。参见：赖志衍编的《接管城市的工作经验》；刘少奇等的《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政策》；卢蕻的《论城乡合作》、《论城市关系》、《祖国新型城市》；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城市规划参考图例》。还有几本有关几个特殊城市变迁的著作。参见老舍：《我热爱新北京》和《肇家浜的变迁》（肇家浜是上海的一个贫民区）。自1979年以来，几种新社会学杂志开始发表关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带有资料的经验主义研究。可特别参见：《社会科学战线》、《社会》和《中国社会科学》。还有一本中国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及一本西方翻译过去的刊物《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时地发表有关城市社会模式的有意思的文章。
西方学术界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城市组织和社会生活也有许多有益的研究，这些研究为了解1949年以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其中特别重要的著作有：施坚雅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威廉·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95）》；西德尼·甘布尔的《北京：社会概览》；乔治·凯茨的《丰收的年岁》；奥尔加·兰的《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爱德华·李的《现代广州》；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H。Y。洛的《吴的历险记》；罗兹·墨菲的《上海：开启现代中国之门的钥匙》和艾达·普鲁伊特的《韩的女儿和尹老夫人》。
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集中在1949年以后个别城市的变迁。可特别参见：埃兹拉·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林恩·T。怀特第三的《在上海的经历》和肯尼思·利伯撒尔的《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也可参见克里斯托弗·豪编的资料丰富的会议文件集《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总的说来，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组织结构变化的最出色的研究成果还是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6章）。约翰·刘易斯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关于城市组织和发展趋势的会议文件汇编，一直收集到文化大革命。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就中国城市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以及中国城市的独特的社会生活类型问题，提供了一部社会学研究的概览，其重点集中在70年代。盖尔·亨德森和迈伦·S。科恩的《中国的医院》一书，则呈现给读者一副人种分布的肖像图和对武汉一所医院的社会生活模式的分析。
一些专题论文和论文集论述了1949年前后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等。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的《满清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城市网络》；C。K。龙（音）和诺顿·金斯伯格编的《中国：城市化与国家的发展》；莫里斯·厄尔曼的《1953年和1958年的大陆中国城市》；罗兹·墨菲的《正在消失的毛主义幻想》；劳伦斯·马和爱德华·汉顿编的《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埃德温·温克尔和珍妮特·卡迪编的《中国的城市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