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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销售限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10年文件资料的匮乏。目前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于1987年获得的大批省级报纸。1987年后，该中心已不再是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它的图书馆座落在香港中文大学，仍然是收藏中国国家级和省级报纸最全、查阅最方便的地方。实际上，各省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出版的报纸该图书馆都有。这些报纸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亦可替代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间的剪报，因为（据出版的索引介绍）那些剪报的来源——各省的报纸很不完备。此外，这些报纸收藏还优于中国本土的报纸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们很容易借阅，二是中国的图书馆没有把如此大量的报纸收藏在一处供人使用。
1976年之后，关于教育、青年和科学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也极为丰富。到80年代中期，花费笔墨集中讨论这些主题的报纸主要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文化报》、《两用人才报》（专登军队教育方面的消息）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选编有一些与上述主题有关的系列专集，收录的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很有利用价值。
主要的刊物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战线》（80年代中期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与职业》、《教学通讯》。各省市都有这些专业报刊的复印资料汇编本，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教育有关。北京、上海和其他许多省市还出版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这些省市级教育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与教学有关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师。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出版的学报。这些刊物所登的学术论文的面非常之广，主要讨论教育问题的是师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大增的同时，各个翻译机构译出的成果却日趋减少。各个方面的主题（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主题）的译文数量都减少了。美国政府主要的翻译材料（报刊概览、报刊摘要、《当代背景材料》和附录）都于1977年并入了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这份刊物简要摘发每天的重大新闻。据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讲，决定合并的原因是（决定是他们于1976年做出的），当时把持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的“两报一刊”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预料事情的发展方向一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这个决定今天看来是个错误。合并计划刚执行完毕，中国的出版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资料进行整理。这种需要于1979年导致原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业丛刊的机构。1979—1987年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问题的文章。80年代中期，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1987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1977—1979年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问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年开始，想要单纯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对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年前，它由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式和公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反映，其结果与对中国人自己一样令人感到冷讽挖苦。所以，尽管自1976年以来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和出版物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有兴趣的英文读者所能看到的资料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不过，这类英文资料也许足够了，因为有兴趣的读者群本身已经减小了。中国先是作为敌人，后来又作为新朋友，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以各种形式持续了30年。但到了1980年，原来的倾向性已经过时，后来的新鲜感已开始消逝。1976年后重新推行开放政策的中国自认是一个贫穷落后、寻求西方援助、谋求让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就引起人们的好奇这一点而言，作为友好亲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与70年代初期使得观察家们以同情的心态观察其革命实验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该领域吸引公众更大的兴趣一样，学术研究为得到鼓舞也花费了许许多多的精力。1945年以后的冷战造成了这样的心态：开始是竭力证明中国是亚洲的头号共产党敌国，后来则竭立证明中国不是头号敌国。到1980年，这两种任务都成为过去，没有与之相比的新任务出现。这些变化和另一些事情促成了40年代末以来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现史无前例的沉寂状态。学者们争相寻找采访对象，了解某项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实施情况及发现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轰动的日子突然间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也不仅仅是获得的“内部”文件太多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的人数太多以致于败坏了胃口的问题。人们对许多论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尽管可供研究的资料比以前多得多。
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倾向的中心。50年代的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发展有关的课题很快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此后，这些课题一直引人注目，因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地那些极想知道中国的实验能否大规模推广以及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的人的神经。然而，当毛以后的中国政府无条件地自动放弃那些实验时，早先为革命运动说好话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记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学者们和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心程度大为减轻。毛的继任者是否能长期把教育从中国国内对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是，目前的事态发展有效地抑制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广泛兴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和历届中国政府都通过夸大本朝的成就和诋毁前朝的政绩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但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去证实新政府就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而对本届政府和以前的毛主义者的政府发表的声明。结果，中文资料查阅环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综合运用文件和实地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领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造成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落后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得到“解放”有关，他们以前被当作革命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敌人而处在受怀疑的地位。他们被“解放”后还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作为各国学者的朋友和同事对中国教育作权威性的演讲。但是在这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外国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了，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专门的教育问题的观点和著述与毛以后中国政府的倾向性完全一致，使人难以分清他们是学术研究人员还是中国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国的传统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知识分子官僚化的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新政府重写历史。把教育置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