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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关于姚的报告和随后的两个党的文件，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6—301页。
① 有关十二中全会的参加者，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74页。
② 十二中全会公报，见《北京周报》第11卷第44期（1968年11月1日），附录，第5—8页。
③ 党章草案的文本见联合研究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1956年9月—1969年4月）第235—242页。
① 指控刘少奇的题目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见联合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第243—250页。
② 关于十二中全会这些方面的情况，见孙敦А独方惨濉废戮恚�274页；聂荣臻的回忆见《新华日报》1984年10月23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1月7日，第20—21页。
① 林彪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16—35页。关于该报告的起草有不同说法。周恩来在1973年的十大报告上说，由林彪、陈伯达起草的初稿“被中央委员会否定”。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最近，胡耀邦声称，这个报告是由康生和张春桥起草的。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第57页。
① 1969年党章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6—39页。1956年党章，见联合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第1—30页。
① 关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以及与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分的比较分析，见戈登·A。贝内特：《中国的第八、九、十次党代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党章纵览及比较分析》；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比较”，见斯卡拉皮诺：《精英》，第67—148页。
结 论
我们如何公正地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起因与发展、后果和影响呢？由于这些事件很复杂，红卫兵出版物提供的资料又不确切，加之对发生在不到20年前的事件缺少从历史角度进行总结的材料（如本文一样），因此我们被搅得混乱不堪，这项工作变得异乎寻常地困难。
自九大以来中国和西方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易走极端，而且不断变化，我们的分析工作和这些评价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把红卫兵运动描绘成一场创造性的和有效的运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个时代的官方解释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因而“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①迟至1977年，甚至在清洗“四人帮”之后，中国领导人继续用热情的语言描述文化大革命。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说：“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确实，华国锋断言，作为继续与党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影响作斗争的方式，深入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②然而，两年之后，中国的官方路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79年中，叶剑英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最近流行的解释是，中国从未存在过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对1966年中国政局的判断“与现实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后期提出的纲领是不切实际和空想的，红卫兵是天真烂漫和易受影响的青年，受到“野心家、冒险家、机会主义者、政治堕落者和社会渣滓”的蛊惑。①。1981年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正式决议谴责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②西方也跟中国完全一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重新评价。70年代期间，许多美国人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毛想实现自己愿望的有益的范例，毛的愿望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公有社会的、平均主义的和大众的价值以及他的信念：“官僚和现代化不会必然导致生活质量的提高。”据说这场运动的起因在于毛对社会的“高尚理想”，即“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划分将会变得模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差别将缩小……，而被领导者将更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据信，文化大革命将制订出社会经济纲领，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泥坑中僵化”。③随着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更加批评的态度，西方观察家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们把毛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狂热”相比较，把文化大革命比做宗教裁判所和大屠杀。这场运动的起因不再追溯至高尚的理想，而追溯到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曲解。从1966至1976年的十年被描述成“混乱和破坏”时期，产生了“这个古国曾经历过的、最有害的极权主义政权之一”，通过“摧残知识分子，消灭学校，以及……使中国的经济崩溃，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倒退十年”。④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有如此急剧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疑问，即我们还能不能准确而公正地描述60年代后期的骚乱事件。然而，目前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促使我们对这场运动的起源和后果作如下分析。
起 源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责任公正地归因于毛对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社会面临问题的判断。毋庸置疑，毛指出的缺点中有许多确实扎根于耳闻目睹的现实之中。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变得很腐败和效率低下，国家和党的高级行政机构人浮于事、业务生疏，沉湎于官僚的日常工作中。大跃进以后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虽然使工农业生产复苏，但这是以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拥有肥沃土地的公社和那些自然界对之不那么慷慨的公社之间、聪明的学生和他们比较普通的同班同学之间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的加深为代价的。
但是，毛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这些问题。他把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产生解释为这样一种迹象，即中国正沿着修正主义道路前进，而其根源在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隐藏着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分子”。通过这种做法，毛把他毕生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关心归纳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毛一生中前2/3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反对他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革命。50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内，在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毛暂时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现在基本上结束了。但对他来说，长期坚持这样的结论是困难的。到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他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阶段，如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继续成为主要的政治矛盾。而且如果不在1959年党的庐山全会上，那肯定在1962年1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得出结论，认为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在党的领导人内部本身。
因此，当代的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批评毛下述一点时是不无道理的：毛习惯于寻找中国社会问题的阶级根源和把党内意见的分歧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正如一名中国历史学家简洁地所言，“毛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和弊病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的标志”。①毛也深受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苏联发展的影响。面临莫斯科试图操纵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控制中国经济以及苏联内部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和衰退迹象，毛推测，苏联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中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只能表明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的变质。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毛就合乎逻辑地推论，中国也存在相似的倒退危险。
在毛对苏联的分析中，他很强调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政治交班的后果。尽管毛也毫不犹豫地批评斯大林的缺点，但他仍相信，总的说来，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关于赫鲁晓夫，毛主席得出相反的结论。自从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来，毛似乎越来越相信斯大林的继承人就是一名修正主义分子，他的上台使十月革命诞生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成为可能。考虑到60年代中期毛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苏联这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