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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是《剑桥中国史》第15卷的中译本。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是为了给我国学术界提供参考、以资借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备“为错”、“攻玉”条件的它山之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对我们是有益的。就本卷而言，我们认为各章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许多问题的叙述和分析较接近客观。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本卷作者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这里，我们特此申明。不过，考虑到翻译著作的特点及全部15卷的《剑桥中国史》之学术性质，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取舍等敬请读者自行鉴别。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尤其是一手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对原文；少数引文未能查到，从英文回译，并将引号删除，尚祈读者见谅。此外，对于原文中的错误、不明确之处，我们尽力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按所译章节先后为序）：俞金尧、时和兴、鄢盛明、王云周、徐再荣、胡北海、刘峰、包茂宏、郑文鑫、齐霁、韩立民、孟庆龙、李庆红、赵成根、胡叶平、张宙星、鲍静、熊进、王明毅、苏征宇、张薇、张军、李光祥、周骏、张勇、姜江华、李凉、张涛、田淑芳、秦立德、张丹、戴清、邵燕君、周阅、史成芳、匡纮远、袁克修、王丹妮、张晓华、明立志、王东海、冀飞、李耀星、孙学敏、温瑞茂、亦文和日天。本书大部分章节由李殿昌校订，俞金尧、孟庆龙、匡纮远、陈福生、郝名玮、郑文鑫、徐再荣、日天校订了部分章节（第一章、第二章部分、第三章、第四章部分、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部分、第十一章部分）。全书由孟庆龙负责统稿工作，浦鞍平通看了全稿，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们详细审阅了全书，并对原文中的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进行了纠正和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徐景慧、毕建康、王眉、刘兴成、高珊、向有等做了大量的核查引文和文字工作。
为了使本书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历史编辑室和负责出版发行的同志也多方协助。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1992年6月20日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少。
自本世纪初起，剑桥历史丛书已经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本史学著作树立了一个样板，丛书的各章都是在各卷主编的主导之下由有关专家撰写而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16卷本《剑桥近代史》于1902至1912年间问世。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本的《新编剑桥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现在也接近完成。其他的剑桥史学著作有伊斯兰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人史、非洲史、日本史以及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中华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来得广泛而复杂，它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头绪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很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一直是高度发达和成熟的。但是，直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尽管欧洲的汉学家们有过重要的、开拓性的辛勤耕耘，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几乎限于翻译少量古典著作，以及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
近来，西方学者更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还有日本的丰富的史学传统，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和制度的明细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法批判性的理解。此外，现在这一代的西方中国史学家在继续依靠迅速发展着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汉学研究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近期发展成果。近期的历史事件在对很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同时，也使一些新问题突出起来。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之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增强。
1966年，在开始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内容丰富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认识写一部6卷本的著作。自那时以来，当代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现在，《剑桥中国史》已扩充为15卷，而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文学史等专题史，经济学和工艺学的很多方面内容，以及地方史的所有宝贵资料。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史研究的长足进步。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所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今后将会继续，并会加快。西方史学家对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所在国家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 正 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
第15卷序
第14卷《剑桥中国史》阐述了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止的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历史。那个时候，这个国家似乎已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了元气，当局正在着手实施其耽搁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尽管中国在此前与苏联分道扬镳，但它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变异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际上，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以及全部外国观察家都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即将发动一场运动，以改变那种形象，这是一场除了牺牲生命以外，在各个方面都将比以往所经历过的任何运动破坏更为严重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在第14卷中作了分析。在第15卷里，我们力图追溯依然只为大多数中国人尚不完全理解的一连串事情。我们从分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毛的思想的发展入手，致力于理解他发动这一运动的原因。我们紧紧把握住相互对立的观点：当时人们赞颂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和以后回顾时通常直接反对此说法的理由。
我们接着考察毛的革命在他1976年逝世后又如何为一个新的革命所继续。毛为了在精神上改造中国作了最后的努力，并孤注一掷，而他的继承者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道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努力从经济上改造这个国家。文化大革命远没有使中国人变得更为革命，其结果，似乎是使他们为抛弃卡尔·马克思的原则、支持亚当·斯密的理论准备了条件。本卷的大多数撰稿人都对这一新道路在80年代早期的情况作了分析。那时候，邓的实验正取得初步的重大成就。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及知识分子各章的顺序，我们仍遵循第14卷的编排。但除此而外，另有两章我们把视线从北京的决策者那里转落到中国的民众上，看看这场革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越过台湾海峡，把目光落向这个海岛省份。该省利用其与连续不断动荡的大陆相隔绝的状态，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改变了自身。
本卷是涉及19和20世纪的第6卷，也是最后一卷，至少对这一版本的《剑桥中国史》来说是这样。与以前一样，我们的注脚表明我们从别人那里获益匪浅。我们也乐于指出，由于在过去10年里北京坚持开放政策的结果，我们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句已大大增加。……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第一章 1949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像列宁一样，为了夺取政权，毛泽东在继续发展他的思想。以前的条件下形成的思想，后来情况不同了，变得相反了，他就发展它。在这一过程中，他对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场进行修改、补充，阐述得更详细。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是连贯的，但其中也有惊人的断裂与相悖之处。此外，毛也探索了他以前从未涉足过的新的领域。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一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相结合。这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