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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的争论，1949—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著《通往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所有这些研究专著都需要在战后亚洲国际事务的更大格局中叙述。这方面有用的专著有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唐纳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韦尔莱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东亚国际政治》，入江昭著《亚洲的冷战》，和中嵨岭雄著《中苏对立与现代：战后亚洲之再考察》。
3。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史学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历史。然而，从那时以后，南京十年已成为历史探究的最热门和最引起兴趣的时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对这个时期的解释争论激烈。1970年，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专题论集，所收论文大部分是具有亲国民党的同情情绪的学者撰写的。那些论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诸方面，总的意思是国民党建立了国力的稳固基础。薛光前及那些论文著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不在1937年爆发，中国就会成为现代繁荣的国家。于尔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著《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释一样的乐观情绪。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地失去革命势头，不能博得民众拥护，而且缺乏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撇开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释，多梅斯的专著是现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学的著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对国民党的有利评估，不久以后受到两部强调国民党制度及纲领的缺点的专著挑战。第一部是田弘茂著《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田弘茂研究国民党制度及行政结构之后，断定至少到1937年的时候，这些结构在组织上太弱，不能建立强大统一的国家。易劳逸著《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特别强调国民党在1927年掌权之后失去革命推动力；易劳逸依靠研究以后十年一连串的政治及经济现象，试图为那个论点提供论据。
其他专著更狭窄地集中注意力于南京十年的一些个别的方面。钱端升研究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作为他的两部权威专著的部分内容，这两部专著是《民国政制史》和《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最详细地研究这个时期国民党史的专著是张其昀著《党史概要》五卷，不过必须考虑到著者的亲国民党偏向。涉及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传记尚无可以无条件推荐的著作，不过下列著作可能显得有趣：董显光著《蒋介石》和布赖恩·克罗泽著《失去中国的人：第一部蒋介石全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版的研究南京十年专著中的第一部，是约翰·伊斯雷尔著《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该专著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生对日本侵略的爱国反应。日本侵华问题本身在毕恩来所著依然有用的《日本在中国》，在周开庆著《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和在秦郁彦著《日中战争史》中得到论述。通过日本政治过程理解日本对华政策，是詹姆斯·B。克劳利著《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对外政策，1930—1938年》和詹姆斯·威廉·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研究的课题。后一部专著收有日文八卷研究专著《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开战外交史》的译文。西安事变在逐渐导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诸事件中是重要的事件，最近已由吴天威著《西安事变：现在中国史的支点》重新研究。
这个时期的军事方面，在刘馥著《现代中国军事史》中被卓越地勾画出来。国民党在努力实行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依赖德国，威廉·C。柯尔比在他所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中分析了这种重要的联系。
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般发展落后，令人意想不到，南京十年的经济竟比这个时期大多数方面受到更多的注意。两部在20世纪30年代写成的优秀著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具有有价值的统计分析的专著，是刘大中著《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和刘大中、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杨格在1929—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集中研究货币问题，但也在他所著《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中广泛地提供了对经济的清楚见识。银行和货币市场在弗兰克·M。塔马格纳著《中国银行业和财政》中得到研究。关于现代部门的发展的有用研究专著，有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和约翰·K。张著《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
这个时期的研究越来越精深，这在数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发表）集中研究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地方及区域诸方面的专著中得到证明。这类专著的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该书强调上海国民党和企业家阶层关系紧张。科布尔的解释在理查德·克拉伦斯·布什著《国民党中国的棉织品政治》中受到挑战。国民党与地方士绅的关系在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研究：诺埃尔·雷·迈纳著《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和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著《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27年》。林振华以一省为焦点进行类似的研究，在所著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在江西：围剿共产党根据地，1930—1934年》中评估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作的努力。若干类似的南京十年时期研究目前在准备阶段中。
有关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处，散布很广。读者可在多梅斯、田弘茂、易劳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著作中以及在本书其他文章的书目中找到参考信息。
4。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专著已在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0节中提到，我们不拟在此重复。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档案史料来源是陈诚档案缩微胶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可以容易得到。档案不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党的决议，而且有许多期刊，如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机关报《红星》、共产党和青年团刊物《红旗》、《斗争》、《布尔塞维克》和《实话》——全是研究者必须阅读的史料。1925—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时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时序，这个时期从1927年夏至1928年夏瞿秋白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论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实施的唯一英文专著是萧作梁著《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而在中文著作中，这段历史要复杂得多，触及共产党史的所有问题。在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著名决议中，虽然瞿秋白的领导未被说成“路线”，但是被说成“左倾主义”、“冒险主义”、“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又被说成“极端民主”。这种混淆不清的评价在文化革命时期发展成毫不含糊的谴责，终于在1980年发展成了进一步的含糊不清。直到现在，尚没有学者作出认真的尝试来撰写一部关于瞿秋白领导的专著。李立三时期在R。C。桑顿的力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中有论述。李立三也在1945年决议中受到严厉批评，然而关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学术专著尚告阙如。
关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建立，萧作梁的两部早一些时候出版的编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和《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仍是最好的专著。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学者兴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终于产生三部深入研究的专著——约翰·E。鲁著《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年》，金一平（音）著《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和T。勒特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对于江西苏维埃的更全面研究，见于曹伯一著《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苏联在这些年及以后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尔斯·B。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