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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同时，在这篇文章的1939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①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20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②其次，像他从1926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去。①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19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遭到破坏。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然后，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的条件变得成熟。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一过渡大致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分别把资产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称为“民主主义”或“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讨论他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何所指，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特指的时期很重要，并且与中国以后的问题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一个范畴，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学说的背景。马克思曾经考虑，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很自然的应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特征，就像封建阶段以贵族统治为标记一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阶段，同样应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至于无产阶级，它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支持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推动它前进，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的切身要求；到时机成熟时，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支离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从他们的著作中抽出对亚洲革命者有指导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线。在1905年革命时，首先是托洛斯基，以后是列宁提出，在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思想随后又经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发挥，正如他们的追随者和苏联人所解释的那样，遂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实际上就脱离了这一阶段的登台者的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它的前驱或变体，被接受已有3/4世纪，它能够指挥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构成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关于这一阶段的想法的性质和意义。他把这一阶段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内容，而且在于他认定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时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力量对比的发展和当时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开始认定与国民党结成新的联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泽东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明确地定在1919年，并且为了方便起见，自延安时代开始，就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分界线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可是毛泽东自然知道，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一朝发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义”的出现，粗略地置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期（亦即通常广泛界定的“五四时期”）。毛泽东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①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各种理由，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减弱和丧失信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另一模式出现，以及苏联人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于这后一条理由，毛泽东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宁）宣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主题，毛泽东写道：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①这一段话说到了“联合专政”，并且有着重点的字（毛泽东在1952年把它们抹去了）含有无产阶级在各个专政的阶级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的确，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来的版本中，毛泽东甚至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证明它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即国民党）会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②可是，很明显，这不过是在修辞上作出的给蒋介石看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