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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① 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年》 （未刊文稿），第370—371页。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0—206页。
① 正太线从正定至太原——译者。
② 同蒲线从大同至风陵渡（属归蒲州）——译者。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6页。意译的译文。
② 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432—434页。
① 《彭德怀自述》，第237页。
① 《彭德怀自述》，第236—237页。彭德怀还说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只是 根据他的命令计划执行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准。如果是这 样，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一定因不能控制华北战场和华中战场的高 级指挥员而感到大为失望。
① 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 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 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9页。
① 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80页。
② 2500万人中，有许多居住在半巩固区或游击区；巩固区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数字所表示的更快。八路军损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战斗伤亡。其他因素有调正规军当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更紧密地与当地居民结合，减轻支援部队的负担）；淘汰素质低劣或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据推测是晋察冀）举出逃兵率两例：“一个主力部队单位”，16。4％；“一个新建游击队单位”，20。8％。逃兵在一个单位调离本地时格外严重；地方部队中的农民兵往往拒绝离乡。这也是把若干专职士兵降为民兵的另一动机。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卷，第75页。
② 日本称中条山战役为中原战役——译者。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10—111页。
① 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磨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与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1940年和1941年的歉收，使原已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面检查并得到调整。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回顾起来，新的模式早在1940年已能看到。到1942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已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1942年到1944年间，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10年前的长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1945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①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1939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表25）。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1941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1937年—1945年物价指数：
表25 “自由中国”与延安
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第152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4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线士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1）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2）其他实物税，特别是麦秆和羊毛；（3）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极少交税。1/5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100磅谷物）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1941年谷物税已超过1938年的20倍——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1945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26）。
1937—1945年陕甘宁的谷物税
表26 （单位担，1担约330磅）
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128、188页。
在1941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为减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1940年中开始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一种索取。
边区政府较早废除的麦秆和羊毛实物税在1941年恢复了。民用部门和军用部门急需麦秆作为役畜的饲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满足对纺织原料的需要。
几种现金税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较高的水准。在广泛的商品及服务的范围内征收的营业税类似经常受到谴责的前政权的“杂税和附加税”，但它是想要抑制进口产品及烟、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费。边区政府也从仍存在于陕甘宁的许多小规模私营企业征收各种商业税；1941年这些税收入约800万陕甘宁元（相当于30000担小米）。
因为这些税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权宜之计也用上了。但毛警告说，欺骗性的财政和增加对陕甘宁人民的需索均非长久之计：任何空话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给老百姓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奉献。我们给人民带来什么呢？在陕甘宁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一步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①首先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和边区终于再次阻止了经济恶化并得到了稳定——虽然是低水平的。这一时期没有运动更受重视；1942年12月，毛发表了他那内容广泛但未完成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文章。虽然有意识形态的背景，但几乎他的所有建议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许多是常识性的注重实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乡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实现。受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到产量显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区。表26显示，在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年还微不足道，但到1944年已达300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