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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1789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的例证。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和武器与他们17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20世纪的武器、运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①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0916，精琦士电报（广州，1930年5月14日）。
② 同上， 893。00PR云南/54（副领事查尔斯·S。里德每月报告），1933年4月 3日。
③ 关于余杭事件，参看三件有时说法不一的资料：《浙江二万农民暴动》；美国 国务院档案 893。00PR上海/57（每月报告，1933年4月）和893。00/12371 （克宁翰电报，1933年5月20日）；诺埃尔·雷·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 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73年），第221—228页。
① 也是在1933年，（云南）昆阳小地主们在计划穿过他们的土地筑路时骚动。原 始路线并不穿过他们的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 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第151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② 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 1028页。
③ 戴玄之：《红枪会》，第192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 革命者，1845—1945年》，第4章。
①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 志》，第16期（1969年4—6月），第306—307页。
② 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1815（1932年1月25日）， 893。00/11837（1932年2月12日），893。00PR福州/48（1932年1月13 日）和/49（1932年2月10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的官方通信。
① （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8841，韦伯（芝罘），1927年4月2日中有叙述。
② 同上，893。00PR福州/57，1932年10月4日。
③ 同上， 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年9月29日）。
④ 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69页。 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 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5—3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2—140、143—144页；和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 起源，1915—1949年》，第155—157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 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163—168页。
① 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1；15095），四川 北部（同上，893。00/14997；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 地方（同上， 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15112，刊载于 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20—22页）。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年6月10日），第13页 和注26。
③ 张天翼：《仇恨》。
① 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61—366和419—429；哈里· J。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 年11月），第1—39页；罗伯特·B。马克斯：《海本县在海本农民运动前夕 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7—29页。
① 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年》，载J。谢诺编： 《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21—222页。
② 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18—19和24—29页。
① 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名中国农民在1931年7月 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 外交事件。
② 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页。
① 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 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年5月4日）。与 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 33卷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② 《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1—1032页。
③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④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