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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0年）；2—2—1129， 《浙江各县呈请取消施行二五减租以免纠纷》（1931年11月—1934年6月）；诺埃尔·R。迈因纳：《国民党中国的农村改革：浙江减租个案，1927—1937年》，载陈福霖编：《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49年》，第69—89页。我对孙修福先生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给我的帮助表示感激。
① 萧信谊（音）：《从1927到1945年的四川农村经济和社会》（高级研究实验学 校，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第96—97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6页。
③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26—38页。这一汇编只特别提 到220种起因的197起风潮，因为有些风潮同时由几个原因引起。
① 注意四川一个大地主的日本寡妇的有趣的证明：文森特·S。P。布兰特：《中 华民国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中国论文集》，第17期（1963年），第225— 226页。
② 例如，匪徒与债务人共谋，抢劫放债人，焚烧借条，并把其财富分给穷人：《文季月刊》，第2卷第1期（1936年12月），引用于张秋儿（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生活状况》（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76年）。
① 如1934年在山西。见唐纳德·吉林：《军阀：在山西省的阎锡山，1911—1949 年》，第198页。
② 这是发生在一个江西靖安农民身上的事，他被族人杀死（《申报》，1930年5 月30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页）。
③ 这是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7页所说的硬借。
④ 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41页。
① 这个特点被所有研究17世纪法国农民造反的学者强调，见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农民》，载皮埃尔·戴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2卷），第489页。
① 关于扬州风潮，见《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卷2/2/973。这档卷有四件档案：最后一件（16712号）最详细但不很客 观。又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2198（驻南京总领事裴克），1932年10月25 日； 893。00PR南京/57（1932年11月5日）和/58（1932年12月21日），裴 克的月报。最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534—535页和《中央日报》， 1932年10月23、24、25日。
② 例如，1935年春，安徽东部和县村民抗拒丈量陈报土地。和扬州农民一样，和 县村民害怕丈量单位差异（当地的亩大于他地）会造成田赋增加。〔《中央日 报》（1935年4月15日）第7版）。
① 戴闻：《江洲火案》。
②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63、166、205页和 各处。罗曼·斯拉文斯基：《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92 —93、99、142页。
③ 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 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0—1021页。在17世纪的欧洲，规 模颇不相同的加泰罗尼亚叛乱（1640年）的目的在于保留受到卡斯蒂利亚中 央集权威胁的租税特权和军事特权。与1662年布洛内地方的吕斯蒂克律的战 争一样，法国的许多农民叛乱（虽然在1660年和1675年间它们越来越多地 表现出重要的社会面貌）目的在于反对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破坏租税豁免和 特权。见皮埃尔·维拉尔：《近代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方：民族结构的经济基 础研究》，第1卷，第627、629—632页；P。埃利约：《吕斯蒂克律的战争与 布洛内地方的特权》， 《北方评论》（里尔），第21期（1935年），第265—318 页；莱昂·贝尔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社会和民众起义》，《法国史研究》， 第3卷第4期（1964年），第457—459页。
② 见在当涂县、萧县和江都县实行的三个实例，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 《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一：安徽省当涂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报告 之二：江苏省萧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三：江苏省江都县 土地陈报概略》。江都县是前面提到的扬州风潮发生地。土地陈报引起萧县一 起迅速被镇压的风潮。
① 这种恶化在40年代重新开始并走向高潮，见易劳逸：《农民、捐税和国民党 统治，1937—1945年），第6—16页。
② 1932年10月，扬中的示威者在用10小时放火焚烧相隔很远的私家房屋（共 7处）后才攻击县衙门；当局有充分时间防范（戴闻：《江洲火案》，第22 页）。在扬州，暴动者也让当局有充分时间在10月23日的决定性对抗前，调 动援军和关闭城门。
① 《收获时潮湿多雨容易毁灭农作物》，戴J。C。S。霍尔；《云南地方派，1927— 1937年》，第 109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太平洋学会编：《农业中国》，第119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8年》，第524页。
④ 甘肃事例（《中华年鉴， 1925年》，第579页），云南事例（《中华年鉴，1926 年》，第642页），贵州事例（同上，第637页），福建事例（同上，第627 页）。
① 《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中华年鉴，1925年》，第586页。
② 七个省（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河南、湖北、福建）有直接抑制谷物生 产的事例，见《中华年鉴，1921—1922年》，第791页；1925年，第575、578、 583页；《1926年》，第626、641—642页；1928年，第531页；1931年，第 591、599—600页。
③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PR南京/59（1933年1月14日），第21页。在国民 党政府直接控制区域，禁烟运动早在1932年生效。虽然罂粟种植逐渐遍布中 国多数省份，但仍以包括西北（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和西南的西部鸦 片地带最为密集。
① 参看《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1928年，第534页。但在初期，在 国民党禁令下达前，有时偶尔也有农民因种植罂粟被处决（《中华年鉴，1925 年》，第575页），这全取决于地方当局。
② 《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在四川省西南部四个县（《中华年鉴，1931 年》，第 600页）和四川省外其他地方（ 中华年鉴， 1926年》，第 626页； 1928 年，第524和531页）也有拒绝重新种植罂粟的情况。
③ 《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
④ 《中华年鉴，1926年》，第626和628页；《农业中国》，第129—130页。
⑤ 例如， 1925年（《中华年鉴， 1925年》，第571和574页）， 1928年（美国国 务院档案 893。00PR福州/4，1928年4月4日第6—7页），1931年（同上，PR 福州/37，1931年2月）和1933年（同上，PR福州/51，1932年4月4日， 第14页）。这类冲突主要造成农民中的死亡，但有时如1934年春在惠安，农 民也杀死士兵、税吏乃至县长。（同上，893。00PR厦门/80，1934年5月8日， 第8—9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81页；《中国经济》， 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第16—17页，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3辑，第1016页。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的悖论：无论地租多么沉重，高利贷的后果多么惹人注目，它们却很少激起激情的反抗和骚动，就是激起了，也不如土地税所激起的那么频繁，而土地税相对来说较轻，尽管在增加。我们还注意到，土地税引起的骚动是与反抗其他税种（如鸦片税）相伴随的，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抗税骚动的突出地位。
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
我们现在将简要地考虑其他类型的骚乱，并概述一种既包括这些骚乱，也包括在前一节中已较详细论述过的那些骚乱的一般类型。
我们将首先考虑的骚乱的共同之处是骚乱指向政府当局（文职的或军人的）的地方代表，而不是——很少例外——指向富人本身。因而这些骚乱更接近于传统形式的抗税骚动，而不是共产党人所要求和鼓动的社会斗争（反对地主和放债人）；后者一般说来分布不广，也就是说，在共产党人自己插手以前是这样。反对行政当局、强制劳役和军队的斗争有一些指向行政当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