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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节日的肉食非常公平。③国家用以控制里中社会等级的方法是爵制，它始于战国时代。在汉代，爵有20个等级，最低的8个等级可授给里中除去奴隶的所有男性平民。在皇帝即位、改元、立太子或皇后等重大时刻，皇帝授给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平民一个或两个爵级，在整个前汉时代的记录里大约有200个授爵事例。每一次授爵，都给以得过爵的人加级，因此一个人的年龄越大他的爵级越高。遇到这种情况，每一百户得爵人家的妇女可得一匹牛的肉和一百石（200公升）的酒，同时还允许举行一个大的宴会——大酺（当时，一般无故不得举行三个人以上的宴会）。由于百户组成一个里，所以酒肉可能给与一个里的全体，宴会在社内举行，这样，可使它成为一个宗教性的场面。
这些新头衔的级别决定了人们在大酺上的坐次和以后在里中的社会地位。附属于爵制的其它优惠，包括犯罪减刑、免除法定的劳役等。①实例见于数学教材《九章算术》中所提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有五个人，分属于从一到五的不同爵级，他们猎获了五只鹿，他们应怎样按照他们的等级分享鹿肉？
爵制的作用看来是表明，里被认为缺乏形成它自己的社会等级的能力，同时也表明国家打算通过在里中建立社会等级来统治农民。无疑，这是治理处于正式官僚机构之外的里的补救办法。在郡县中，虽然只有最高级官吏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但有一个实质上控制扩大到乡一级的机制。县里负责乡的行政的官吏有管公安的游徼，管税收的啬夫，和乡中负责教育的年高有德者——三老。他们共同管理乡的事务。尽管里本身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官僚行政机构，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它的社会秩序是由上述的爵制来控制的。
总之，里的农业居民是汉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里本身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农业变革而发展，特别是，它是国家通过治水和灌溉来开垦新地的结果。尤其在战国时代的秦国，这类事例很多，里是随着军事征服地区战败的敌人撤出而把胜利者的自己人民迁入而形成的。其结果是，这些共同体是外来人口的多成分的集团，缺乏氏族的团结或任何的内部秩序。于是在秦代就发生了给这样的新居民以爵级的事例，目的是在那里建立国家定出的社会等级制度。
有几个通过水利设施来开垦新地从而形成新的共同体的事例。一个是蜀郡守李冰建立成都盆地（快到战国时代末期已被秦国兼并）的水利设施。另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使韩国工程师郑国开凿的郑国渠。郑国渠灌溉陕西渭河北部的平原，开垦了大约4万顷（45万英亩）土地，大大增加了秦国的经济力量。
汉朝也同样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和灌溉工程。在渭河南部开凿的漕渠，方便了通向长安的水运，也灌溉了附近的民田1万顷（11。3万英亩）。在渭河北开凿的龙首渠，穿井相连，从地下排水，以防止堤岸的崩颓。还开凿了几条和长安北部郑国渠平行的新渠，在其它地区也进行了很多与此类似的工程，还有一次开垦多达1万顷（11。3万英亩）土地的一些例子。
在文帝时期（公元前180—前157年），开始实行对黄河下游的洪水控制，当时河岸被洪水冲毁。公元前109年，武帝提出一个筑黄河堤的大计划，据说皇帝还亲自指导。但这不足以避免继之而来的许多次洪水，每一次洪水都需要进行艰难的改造工程。前汉实行的这些设计，都不足以应付一次黄河大改道的主要危险。发生在公元11年随着改道而来的大洪水的灾难性后果，给汉代的历史以深远的影响，已见上述（第3章）。
农民共同体和新开发地区的耕作，依靠过去使它们存在的国家的灌溉和治水工程的支持才能继续下去。由于这么依靠国家的政策，所以这些地区的里不可避免地缺乏自立性。税收和力役也不是完全为了供给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而进行的。由于资助治水和灌溉以及供应进行这些工作的官吏，这些工程使纳税的农民得到相当程度的利益，并给很多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因此，当国家的力量衰落和对农民的统治削弱的时候，农民常被迫舍去他们的土地或寻求有力的地方豪强势族的庇护。这些势族可以履行以前国家所承担的职能。这种现象在前汉中期已很明显，到了后汉更大为增多了。
但是并非汉代所有的里都是缺乏自主的社会秩序的新共同体。依然存在着很多以前建立的里，它们不需要国家的灌溉和治水，而且里中有强烈的家族凝聚力。国家的权威因而不容易对这些共同体发生作用。甚至在新建立的里中，一种独立的社会秩序逐渐发展，有时也出现了拒绝国家的直接统治并对地方农民施以强大压力的有力的势族。
汉朝建国之初，战国时期列国中的重要氏族还存在。为了统一，中央政府有必要控制他们。于是施行了一种大迁徙政策，以打碎这些家族的地区纽带。根据刘敬的提议，高祖把10万多有力家族的成员迁徙到长安附近。其中包括以前齐、楚、燕、赵、韩、魏诸国的王室。后来，继嗣的皇帝们直到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建造他们的陵墓时，把俸禄达2000石（4万公升）或更多的谷物的地方官和具有超过100万钱财产的豪富人家，迁移到他们陵墓附近的新村。
有时还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通过地方政府官吏对有势力家族的家长和他们的亲属进行屠杀，《史记》卷一二二和《汉书》卷九○的《酷吏传》记录了很多这种镇压的事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有势力的地方家族选择了和政府妥协的方法以保持某种程度的力量。反过来，政府也对他们和解，以便通过他们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这些地区。因此，这些有势力家族的年轻成员常在地方行政机构中担任低级职务，任这个职务的人是从乡民中选取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指派。这样的地位是大土地占有者家族在地方上保存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
对汉代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含义不能精密确定，这是由于使用了多种名词和缺乏清晰的界说。虽然王莽在公元9年试图建立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土地权都归于皇帝，但不知道它是一个新的主张还是肯定一个传统的主张。实际上不论大小地主，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来自购买、赠送、继承，或皇帝赏赐。这样的土地属于“私田”范畴。它和“公田”不同，“公田”的构成一部分是通过水利而开发的新土地，一部分是被没收的私人土地，特别是在武帝时候（公元前141—前87年），因为这些人企图逃避对他们征收的财产税。公田有时由国家直接经营，用奴隶和劳役耕种，但更多的情况是让农民耕种，他们的田租叫作“假”，形成部分的国家岁入。边境军垦——屯田——也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土地。另一方面，私田由个人占有，一般是一个自耕农，可以自由买卖或出租。有势力家族占有的土地也属于私田范畴。
地方氏族或家族土地占有的积累大约在战国时代就相当普遍了，这有一些轶事可以证明。《韩非子》提到有的人为别人种田取酬的事。头一个反秦的农民叛乱领袖陈涉，以前就是一个雇农。前汉早期的学者董仲舒，把大地主的兴起归因于商鞅的废“井田”和随之而发生的土地自由买卖。①大土地占有的发展与自然灾害和汉代税制有关系。自耕农处于生存的边缘。如文帝时（公元前180—前157年）晁错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典型的五口人的农家，包括两个应服徭役的成年男子，无论怎样苦干，不能耕种百亩（4。57公顷，11。3英亩）以上的土地，或收获100石（2000公升）以上的谷物。虽然终年的农业劳动和徭役已使负担很沉重，而在发生水旱之灾或过高的税额之时更加重了负担。于是农民被迫以市场价格的一半出卖他们的谷物或借高利贷。他们陷于螺旋上升的债务中，最后不得不卖去他们的土地、房舍，甚至儿女。土地就是这样地到了地方上的富人、商人、高利贷者手中，他们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取得大量财产的有势力家族成员。这种进程既发生在旧的居民区中，也发生在国家水利设施所开发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共同体中。
大片土地出租给无地农民耕种或由雇农或奴隶耕种。在汉代，奴隶有官私之分，官奴隶是由罪犯家属、战俘、被没收的私奴隶组成的；私奴隶是因负债而被卖身的农民或因功而赏给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官奴。一般说来，国家的意图是防止农民被卖为奴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