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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①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1928年7月“六大”的决议和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1927年6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年6月4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直到1929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1927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②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①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②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③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④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制。⑤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个省委。①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②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瞿秋白于1927年10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创办了《红旗》周刊，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③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1928—1930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①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②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28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③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28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28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1931年1月召开——只有狭窄的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①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们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1931年2月7日被枪杀。
28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②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③有理由假定他们宁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斗争在1931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①然而，28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个左右的农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1928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②另外两个苏区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③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长的权力；28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④当“白区”活动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