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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袒疃淖钚卵芯砍晒校罕Ｂ蕖。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中国的传教运动，1890—1952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杰西·G。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雪莉·加勒特的《中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小詹姆斯·C。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关于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F。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斯坦利·F。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40年之久。S。A。M。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57—1962年出版的10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10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20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参阅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F。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德怀特·H。帕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9—49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4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1913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8卷《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尤其是第二部分第3—5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20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较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修订版，1972年）的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很有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第2卷，1912—1920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74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14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1904—1914年》；以及帕索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年）。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著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面的。
5北京政府，1916—1928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法，可参看J。E。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12—1949年》，重印，纸面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著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记录》，这份月刊从1924至1931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