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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四运动》，第243—244页。
② 《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③ 《五四运动》，第172—173页。
④ 同上书，第386页。
⑤ 同上书，第389页。
① 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342、361页。
② 《北华捷报》，1920年4月24日，第185页。
① 《北华捷报》，1920年6月12日，第660页；1920年12月11日，第745页。
② 《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编号740856—740873）。
② 《提倡国货之我见》，《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言论》栏。
③ 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实业杂志》，71（1923年9月）。
④ 《提倡国货》，《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
⑤ 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言论》栏。法文译文见M。克莱尔·贝热尔、张福瑞：《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103—114页。
① 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言论》栏。
②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历史评论》，241（1969年4—6月），第309—326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3年》，第674页。
④ 《张嘉璈访问记》，《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① 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年12月），《言论》栏。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未记》，《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纪事》栏。
① W。S。A。波特：《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人民代表》，《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22日。
② 《北华捷报》，1922年2月18日，第420页。
③ 《麻克类爵士与中国商人》，《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46—447页。
④ 《北华捷报》，1923年3月10日，第664—665页。
⑤ 《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① 《向商人们说的老实话》，《北华捷报》，1923年4月14日，第77页。
② 《北华捷报》，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③ 《北华捷报》，1922年12月16日，第711—712页；雪莉·加勒特：《中国城市里的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第171页。
④ （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向导周报》，22（1923年4月25日），第158—160页。
⑤ 蔡和森：《反对“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周报》，19（1923年2月7日），第150页。（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话——译者。）
⑥ 《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755页。
①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1922年5月14日）。杰罗姆·B。格里德英译，见其《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1页。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
①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67（1923年8月26日）。武堉幹：《联省自治与职业主义》，《太平洋》，3。7（1922年9月）。
① 《北华捷报》，1920年10月28日，第223页。
②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言论》栏。
③ 谢瀛洲：《中国的联邦主义，对部分省宪法的研究》，第83、204页。
④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页。
⑤ 《“清合呈政府特许全国商会自练商团案”：四川成都总商会代表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⑥ 14—15世纪北欧商业城市的政治和商业同盟——译者。
⑦ 《“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汉口总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① 《北华捷报》，1923年1月6日，第8页。
② 茹玄：《关于国是会议之片言》，《上海总商会月报》，1。5（1921年11月），《言论》栏。
① 《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年7月），《会务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电，1923年6月26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评》，《东方杂志》，20。11（1923年6月20日）。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1923年7月11日，第31—32页。
③ 《字林西报》，1923年6月26日。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评谈》栏。
① 参看本书第5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74—90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年2月10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2日，第412—414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2月19日。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年4月19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8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年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了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1920—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25两，到1923年每包要亏本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