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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这一机会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其“不发达”的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当时中国经济所依赖的那种半殖民体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战争的损害。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用于商业性海运的吨位减少，其结果是运费上升，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法国和英国在1917年实施对丝绸和茶叶的的禁运，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又对中国采购工业设备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而刺激民族工业增长时，这些工业要获得所需机器却变得十分困难。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发展水平不能使它从外国势力相对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不过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只是降低了好处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复以后，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收获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的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加剧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取代。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30％。由于银价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的汇率的升高，出口的这种猛增尤其惹人注目。但是需求紧急的欧洲买主宁愿出高价。由于海运能力增加和战时工业转入平时，中国的实业家们能够回到西方市场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钱，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了1919年的390万两。①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中国企业能够从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需求得到好处，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从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以及从有利的汇率得到好处。
对外贸易经历了直至1917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②进口的增加不那么快，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在发展）的进口下降，耐用商品则上升了，1920年占中国在国外采购总值的28。5％。③进口与出口增长的差异促成了贸易的平衡。1919年的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④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然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附属型经济的了；它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要。缺乏海运能力和设备，1919年以前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并没有影响手工业。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商业资本主义扩展到与主要城市邻近的农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制油各业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这时的手工业常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和来源于工业的原材料（绵纱、化工产品），表现出力图适应的能动性，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过渡性的现代化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例子。因此我们不能同意H。H。福克斯那种为他许多同代人所接受的意见，说“工业的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条约口岸”。①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更加普遍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毫无疑问，它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②（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③1928年所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④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75％至100％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目。①上海及其附近一带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影响了广州和武汉。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的外资银行的衰落，并没有影响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资金的供应一直由中国控制。相反，国内金融市场向民族工商业提供了大量财源，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们的大额资金，前此为了安全的理由一直主要供给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仅在1918和1919年，就创办了96家。②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这一类，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银行，它们的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者与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处理国家资金和贷款。另有10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则纯粹在商业基础上经营；但是，它们参与向民族工商业提供资金的活动继续受到古老的市场结构的阻碍。在战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公共租界的上海股票交易所只进行外国股票的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建立与成功激发起许多仿效者。1912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数只买卖它们自己的股票，几个月之后发生了称为“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所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煞住。①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那样提供直接贷款。但是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接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有了引人注目但本质上是投机性的发展，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在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世界大战前夕的五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上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月平均数由1919年的0。06（每千两每日1分）增至1922年的0。17。虽然这一增涨可以用纯财政的理由来解释（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和国际黄金市场上的投机抢购），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起了作用；例如，为出口而在市场上购买农产品就要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②但它们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增涨了20％至44％。这和同时期内的西方国家相比是不算大的；这是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某些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稳定较多地表明年景好，而不是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和工业品价格上涨这是繁荣的互相补充的标志。
在这一繁荣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①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②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他们的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的利润就更加意义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③正是在这一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沿海的大城市里发展了一种越来越对西方影响开放的都市社会。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中增长3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④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人口增加统计①
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内地碰到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