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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嬗械�8、第35和第36三个军；第2前线军团，由张发奎指挥，下面有第4、第11和新编的第20（由贺龙指挥）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它们必须镇压仍在湖北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派唐生智去解决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与江西的朱培德谈判（上面已叙述）。①共产党领导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员是否应该试图留在国民党党内，在它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这项政策在扩大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党员队伍和影响方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许多迹象表明，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在将领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群众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的反动浪潮。只有通过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是许多共产党员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的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鲍罗廷的忠告下，约在6月中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党将支持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以期在胜利后重建支离破碎的队伍和群众组织。②但是，他们的种种算计没有把冯玉祥适当地考虑在内。
郑州会议后，冯将军派他的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应该会晤。南京和上海的一个显赫的权贵人物集团于是赶到徐州，在6月20和21日与冯将军会晤。①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冯玉祥由于所许诺的每月一笔据说是200万银元的津贴，明显地投向南京一边，②此数远远超过了武汉支付给他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把鲍罗廷送回俄国（这是2月份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实现的），驱逐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③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辏Х⒘艘环葑詈笸菏降牡绫ā７胗裣榛毓肆怂窃谥Ｖ萏傅降那榭觯そ肿幼杲衬冢蛊壬倘恕⒐こе鳌⑸鹗俊⒌刂骱褪勘⒕懿环用睿缓筇岢隽怂奶跫罕尥⒂α⒖袒毓挥ψ夹砟切┫Ｍ龉菹⒌闹醒胫葱形被岬奈闭庋卸皇Ｏ碌奈比绻敢猓梢圆渭幽暇┑墓竦痴５绫ㄓ炙担何蚁Ｍ忝墙邮芤陨系慕饩龇桨福⒖套鞒鼍龆ā５诙欤嫠呒钦呙牵瘸系叵Ｍ牍竦橙撕献鳎宄Ц罹莺凸膊饕濉Ｋ怂堑缥牡母北尽＂俟膊沉斓技拍诓靠沽斯赜诓呗晕侍獾募ち艺邸Ｎ丝朔暗鼻拔Ｏ盏母锩；保泄膊呈榧谴υ�6月23日提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计划：地下的上海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制造一个比两年前五卅运动更加声势浩大的有战斗性的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示威游行——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已派军队到山东的日本的情绪），如果蒋介石军队中的士兵的这种情绪特别厉害，它就会促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这样就会导致一场破坏蒋介石的根基和粉碎武汉政府右派造成的危险的全国性抗议。当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这个运动就会爆炸性地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②政治局50000445＿0749＿2③撤消了这个对东部被破坏的群众运动的残余力量有潜在自取灭亡可能性的计划。武汉三镇日益敌对的形势迫使党的领导人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和广州的被破坏的工会。①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以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大会都受共产党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地要求武汉政权与那个党分开；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大会在进行时，甚至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就如何处理总工会和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武装和穿制服的纠察队展开争论。纠察队是使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权正在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中外工商界。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他们是否应渡江到武昌，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政治局显然在鲍罗廷家里聚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装。那天晚上（或是出于巧合，或是在取得默契以后），守卫汉口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总部，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他们的标记和制服。可是在第二天，办公地点还给了工会，并作了挽回面子的道歉，纠察队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那天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损害工会。②要求两党决裂的压力不断增强。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出的电报，把湖南的混乱归咎于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在6月29日公布。同日，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驱逐党内的共产党员。他威胁要逮捕他的士兵能抓到的任何共产党员。面临这一威胁，共产党领导集团决定把党部搬到江对面的武昌，再在那里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以确定一条政策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家中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以后，会议参加者接受了一系列其后在7月1日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与左派国民党保持工作关系而作的最后让步。这个无产者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接受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命令，并接受它们的监督，不过国民党及其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组织；工农武装部队应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训练，而在武汉的那些仍有武装的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及其纠察队不得行使诸如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共产党领导集团很快因迁就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而严厉地责备自己。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问题。他们应作为国民党员而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进行工作，为了避免冲突，他们可以请假。①6月份的最后几天，俄国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人员开始离开，这些人在帮助国民党革命时曾用尽才能，耗尽精力，而现在，俄国的援助快要终止了。在7月初期访问鲍罗廷的记者们发现他在患病，并且很消沉，但是他决心尽可能久地留下。他的妻子在北京的监狱中，她是在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时被鲁军捕获的。他在离开前必须先安排释放他夫人的事情，而日本显然愿意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驳回了对她和在巴米亚列宁娜号上被捕的其他俄国人的指控。法官然后失踪，只是后来才在日本露面，几名原来的俄国在押犯满心高兴地离开北京，只有鲍罗廷夫人被秘密地安排在城内。她在城内的事实被一系列假的消息报道所掩护，如说她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在到达莫斯科时发表声明等。到8月底，她伪装成一名修女，成功地离开了北京。①两党决裂的时刻发生在7月中。通过徐谦屡次向武汉的同僚发出敦促辞退鲍罗廷的电报，通过蒋介石把他的精锐的第1军调到南京和命令第7军及其他两个军开往江西，冯玉祥和蒋介石在施加压力。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他肯定带来了南京集团的信件。在汪精卫家中举行的几次私下会谈，被较为保守的武汉领导人所左右，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与其南京对手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将需要与共产党员脱离关系和要求鲍罗廷离开。（鲍罗廷已经在作从陆路取道蒙古离境的准备。）①7月14日，政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关系；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冲突，特别是为了结束存在两个独立的互相对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