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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的财产。省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是湖南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不久前已担任党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①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会员稍多于4000人这一小基数，到12月在34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287000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6月份，只有36个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部分在南方），11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员数字为5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然受到了抑制。①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迅速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7月15至23日的正式谈判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抵制。9月18，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样，在10月10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2。5％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视而不见。英国外交部高兴地见到烦人的抵制行动结束了，并正试图制订一项对国民党人更为友好的政策。①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来宗教，坚决认为这种宗教奴役其信徒们的精神。由于外国人对中国青年教育的控制，教会学校更是众目睽睽的目标。始于1922年的全国范围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与国民党并无特别关系，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很快就支持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5年的广东出现了许多情况：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街头演讲和煽动性的传单、对有些教会财产的侵犯和破坏（有两次是国民党士兵干的）。其学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强烈影响的许多教会院校和中学，发生了破坏性活动。例如，在1924和1925年两年，煽动者都在长沙雅礼学校挑起了“学潮”。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的措词强硬的决议。广西自与国民党政府联合以后，在1926年上半年发生了几起反基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更广泛的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其机构是直接的、很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①但是，存在一种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的有些领导人是基督教徒（孙逸仙就是），有的本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机构的暴力打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教教徒中的名声。国民党的军事讨伐在开始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的力量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对。1926年7月12至18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待基督教教会的态度：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8月20日，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了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的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将军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①在战斗转移到湖南省省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反英的抵制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质。10月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11月19日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①英国外交部于11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