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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对丁玲的另一种理解，参看梅仪慈的：《变化中的文学人生的关系：作家丁玲的某些方面》，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281—308页。
② 梅仪慈：《女作家》，第108页。
① 同上书，第108页。
② 鲁迅：《娜拉出走后怎样》，见《坟》，第141—150页。
① 西里尔·伯奇：《中国近代小说的变迁和连续性》，见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90页。
② 对少数不那么易动感情的作家来说，最富吸引力的短篇文学形式是散文，这种传统文学形式被周作人和鲁迅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关于周作人散文写作艺术的深入讨论，可参阅戴维·E。波拉德所著的《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③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文学革命情况下传统东方文学与现代欧洲文学的对抗》，《东方档案》，32（1964年），第370页。
① 关于郁达夫的艺术的分析，可参看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6章；安娜·多列扎洛娃：《郁达夫：文学创作的特性》；迈克尔·伊根：《郁达夫和向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09—324页。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57—58页。
① 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89页。
② 关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的分析，可参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6（1969年），第169—176页。
① 鲁迅：《鲁迅全集》，3，第203页。参看威廉·莱尔：《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
②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第10页；英译文载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小说选》，第24页。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32页。夏志清在第42—46页中还对《肥皂》和《离婚》作了深入的分析。
① 林毓生在深刻地分析这篇小说的时候指出，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创造出任何正面的成果，反而使中国社会里受到传统约束的邪恶势力泛滥起来。阿Q这个浑浑噩噩的“革命者”的死指出了一条不可避免的教训：思想革命是中国改革的先决条件；见其《中国的意识危机》中关于鲁迅的一章。
① 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5年），第92—93页。
① 鲁迅：《彷徨》，第134页。
① 关于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早期文学活动，可参阅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1881—1909年》，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第179—186页。
② 林纾的弟子朱羲胄说林共译书206种，见他所编：《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四种》，《春觉斋著述记》，1，第17页。180种的数字是根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第65页。关于林纾的一生和作品的论述，可参看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章。
③ 见林纾为他所译的的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所作的序，收入《春觉斋著述记》，3，第5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4章。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55—379页；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272—323页。
② 邦妮·S。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1919—1925年》，第256页。关于周作人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兴趣，参看王靖献：《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崇奉》，《译文》，7（1957年春），第5—28页。
① 麦克杜格尔上引著作，第254—255页。
① 麦克杜格尔上引著作，第97页。
② 梅仪慈：《女作家》，第150页。
① 郑清茂：《日本文学倾向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78页。
②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177页。
③ 同上书，第1895页。
① 柏奇：《中国近代小说的变迁与连续性》，第391页。
① 普鲁舍克和麦克杜格尔一直使用“新浪漫主义”一语，但不见于雷奈·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或M。H。艾布拉姆斯：《文学词语词典》等权威著作。
② 关于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影响，可参看格洛里·比恩的论文《波德莱尔与汉园》（在现代语言学会年会汉语教师学会小组会上宣读，纽约，1976年12月）和《邵洵美与恶之花》（在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宣读，芝加哥，1978年4月）。
③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02—203页。
① 参看方志彤：《新近中国诗歌中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对失败了的诗学的探索》，载霍斯特·弗伦茨和G。A。安德森编：《印第安纳大学东西方文学关系讨论会论文集》。
② 参看柏奇·西里尔著《徐志摩诗中的英、中韵律》。《大亚细亚》N。S。8。2（1961年），第258—293页。
③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2—113页。
① 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页。
② 同上书，第61—68页。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页。
③ 道维·W。福克马：《鲁迅：俄国文学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98页。
① 鲁迅：《野草》。
① 这就是威廉·舒尔茨和已故夏济安所持的观点。参看舒尔茨：《鲁迅：创作的年代》（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55年）；夏济安：《鲁迅心中的黑暗势力的诸方面》，载他所著：《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46—162页。此文对主要表现在《野草》中的文学心态有极精彩的研究。
② 马特依·卡林尼斯库：《现代性面面观：先锋派，颓废派，庸俗作品》，第41页。
① 同上书，第45页。
②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载欧文·豪编：《文学艺术中关于现代的观念》，第85、92页。
③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7页。
① 有一位文学史家认为这一对“新”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志，而不是使用白话文。参看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1—13页。
② 参看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
③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第85页。
① 引自麦克杜格尔：《介绍进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62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50页。
①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4页。
② 1968年在伦敦，凌淑华在对她的一次采访中说，她最喜爱的西方作家是弗吉尼亚·吴尔芙。但是在现代中国文学中，自我从外界现实退缩并“仔细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的最好的例子是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的作品的分析，参看夏志清的《小说史》，第15章。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536页。
②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3页。
第10章 1927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最初由于感情原因而使自己信从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①革命是一种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实现。当对记载加以学术性的考察时，过分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迅速发展着的事件的领导人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使人低估群体情绪和群体要求的作用。无论这些情绪和要求可能表达得多么不清楚，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对其都有所体会，这些领导者自己就受到他们本身的情绪和理智、本身的一时冲动和意识的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都不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单了。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身的理解。①① 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