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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加入国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他受传统教育，1896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1906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成为一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广泛承认的。③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忠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类关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的联系。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正如来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的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官努力把第二层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配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年大约50万增加到1928年200万或更多。①有些人仅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发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是补充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战败的部队收编进他们自己的军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样地发挥作用。到20年代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国军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邪恶，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的恶棍。老中国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国军队解决问题只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80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1918到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到1927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1923年，144个地方行政长官中有86人参加过军队工作。24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37人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25人曾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