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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华贸易的规模成比例。这可以举例说明：在1895年根本没有日本人，1905年有16名日本人（全是帮办），1915年有37名日本人（包括两名税务司）。英国人占优势，反映了一个事实：在1911年全年，用英国船只进行的贸易，在海关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始终没有低于60％。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的1915年，通过海关结算的中国对外贸易和港口间贸易总值的42％的货物，是由英国船只运送的。①从海关业务一开始，赫德就强调税务司和帮办掌握足够中文说写知识的重要性。新来的雇员应该先在北京进行语言学习，才能分配到某个港口工作。1884年，命令对所有内班外籍雇员进行强制性的年度语言考试，从1899年起，没有足够中文知识的人，原则上不得升任副税务司或税务司。任职满三年而汉语过不了关，或满五年而汉文过不了关的帮办，原则上也要被解雇。但是对这件事，赫德比他对待属员的其他许多事情更加宽容。作为一个集团，外籍内班人员只有中等水平的中文知识；许多人从来没有掌握它；少数人成为杰出的汉学家。安格联在1910年10月对海关提出要求，②结果，更严格的语言考试和根据语言能力对帮办进行分等的措施，立刻奉命执行，并再次在1915年详细地提了出来。安格联对结果似乎满意，但是海关人员如同其他的外国人，精通中文的也很少。
1915年，税务部的外班包括881名外国人和3352名中国人。在全部490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中，除14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出港口船只的货物）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881名外国人中，英国人有454名，在57个监察长、副监察长和验估员的高级职位中，他们占了32个，余下的3238名中国人（译者按：上文是3352名中国人，减去担任稽查员的14人，应为3338人）为过磅员、值夜人、船员、卫兵、送信人、办公室听差、看门人、看守人和劳工。在港务科，40名指挥员、办事员、技师和炮手也都是外国人（其中英国人29名），而448名中国雇员则担任甲板船员、引擎室船员和船舱船员。在海务部工作的1239人中，只有少数中国人担任“行政”职务，这些职务基本上又是117名外国人的禁脔。在小小的公务部，33名雇员中14名为中国人。总之，6159名中国雇员（外国雇员有1376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担任非低贱的职务。
外班的外国工作人员与税务部的内班人员不同，是在条约港口就地招收的。在海关的早期，许多人过去是水手和冒险者，试图在中国沿海寻找发迹的机会。内班人员和外班人员之间社会的背景不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在内班人员的薪水、住房、津贴和晋升机会等远为优厚的待遇中，反映了出来，内班人员被其他外国人视为条约港口精英人物的一部分。①到赫德离职时，不满情绪事实上正在海关中沸腾，这种情绪不仅是针对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发，而且是对赫德专横作风的一种普遍反应。安格联任总税务司时的官方通报，在语气上几乎不比他的前任更加温和，但是他确实解决了一些具体的不公平现象，例如到1920年，建立了退职和退休的制度，这个行动是赫德长期以来所抵制的。
邮局
除了为清政府服务的古老官办邮政外，中国公众通过大批私营的信局来寄送邮件，这种信局使用交通能提供的手段为主要城市中心服务。外国列强已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业务。 1896年，帝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机构。可是在中华民国的最初几年，六个缔约列强仍保持自己的邮局和独立的邮政业务：英国在12个大城市和西藏的3处；法国在15个城市；德国在16个城市；日本在中国本土的20个城市、满洲租借地的6处以及满洲的另外23处；俄国在28个地方，其中包括满蒙的许多处；美国只在上海设立。设立这些外国邮局的一致的辩护词是，“在华的安全通讯得不到保证”，①这显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为它们没有条约根据，这类条约在其他方面限制了中国的主权。虽然中国在1914年参加了国际邮政联盟，从而使1906年国际邮政会议的实施条例中的某些特定规定（它们为继续在中国设立外国邮局提供了某些国际法的依据）失效，但是直到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缔约列强才同意到1923年1月撤消它们的邮政。但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让步，不是没有附带条件：在外国租借地（日本人宣称，他们理解为应包括满洲的铁路区）的邮局继续存在；中国邮政中的外国邮政总办的特殊地位不得改变。
外国邮局与中国邮局在大港口进行竞争，那里潜在的邮政通信量更加有利可图，而又没有对利润较少的外围地区服务的义务。它们在执行中国海关章程时的懈怠是有名的，在1914年后曾几次拒绝处理中国邮局发往海外的邮件。外国邮局最初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也许是不得已，但随着中国自己发展了现代的邮政体系，它们的继续存在，在道理上除了作为外国人在华特殊地位的一个标志外，就成为多余的了。这一发展是在海关的推动下出现的。①在19世纪60年代，海关的邮政作为一项业务，在北京和条约港口之间传送几个公使馆的函件，从此在19世纪70和80年代，发展了一项向所有用户开放的使用西方电报线路的邮政服务。在1896年3月它正式改为帝国邮政局以前，很少与中国人的信局和外国的邮政机构进行竞争，但此后它却不断地发展。
在新的安排下，帝国邮政局被委托给总税务司管理，他把邮政局作为海关的一个部门经营。几个港口的税务司也负责他们管区的邮政事务。1898年，24名外国人和357名中国人，脱离海关而在邮政部门工作。它提出的成为一个官方垄断事业的要求，是部分地通过管理和限制信局的活动，部分地通过吸收信局来实现的。1906年，特别任命的邮政专员被分配到上海、广州和汉口工作，以减轻负担更重的海关税务司的双重责任。虽然邮政局的业务和人员发展了（1911年有99名外国雇员和11885名中国雇员），它的收入却多少落在后面。在邮政局与海关分离以前，海关每年需要给它补贴，以使海关的邮政局能够继续营业。
邮政局和海关在1911年5月分离，当时帝国邮政局转归邮传部管辖，由前海关邮政局总办帛黎管理，帛黎此时成为邮政会办。帛黎为法国人，1874年进入海关工作，1901年被任命为邮政局总办，他继续任邮政会办，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接任者铁士兰都是法国国民，这反映了中国在1898年列强“争夺特许权”时期，对法国作出的许诺，即中国的邮政，“在选择邮政人员方面要考虑法国政府推荐的人选”。但是，帛黎作为总办的权力，比海关总税务司的权力更受到限制，因为他在形式上隶属邮传部的一名局长，以便应付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在1911年以后，邮政局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而不是海关的（甚至安格联时期海关的）业务，但是在以后的20年中，北京和各省的许多邮政行政领导职务，仍由外国人担任（开始时他们从海关调任）。典型的形式是让一名外籍邮政专员领导一个邮区，由华人或外籍副专员以及华人和外籍助手协助工作。设在北京的总办官署，约有25名外籍工作人员（总办正式称“副局长”），其他大约75名外国人驻于几个省。1920年，英国国民约占外国人的一半，法国人占1/4，余下的来自十来个国家。约30000名中国雇员做分理和发送信件的实际工作。
盐务
中外合办的盐务署是在20世纪而不是在19世纪中期强加给中国的，它与海关不同，也不如海关重要。
中国除了同意外国发挥有限的咨询和技术作用外，反对它们参与盐务管理，从而拖延了1912年2月至1913年4月对袁世凯新政府提供善后借款的谈判的完成。主要的缔约列强——英、法、俄、德、日、美（美国在贷款谈成前退出财团）——通过六国的银行财团，寻求加强袁世凯的政府，希望它能够维持中国的统一和保护外国的利益。但是银行家们只能在有足够保证的条件下答应250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关税收入因为完全用作以前几笔借款和庚子赔款的抵押，所以在一段不能确定的时期内只能是第二保证；因此北京政府只能用盐税收入来担保。作为发放贷款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