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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人（982名法国人、762名日本人、504名美国人和472名英国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地段，1913年驻有外国部队1253人，1922年驻有602人。
① 《中华年鉴，1919—1920年》，第333页；《中华年鉴，1923年》，第603—604页；《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1921年11月21日—1922年2月6日》，第988—998页。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团，它由15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1905年与瑞典分离）和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18个，但是在1913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11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1876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1906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1913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到1920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完全了解的事务。①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1900至1906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1917年及以后几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职，然后在1895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1898至1905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1905至1909年任职的柔克义，是一名职业外交官，19世纪80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1909至1913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1913至1919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1922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1911至1922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选它的汉务参赞。①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1901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新公使馆区比1900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1904年谴责他的同僚们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1500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1911年以后以收容被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勋将军在1917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1914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1885至1898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