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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取消了，这可以从缔约列强的一致意见中得到证明：缔约列强在所有其他“中国”领土上拥有的治外法权中的领事管辖权，不扩大到这些地区。其中在山东和满洲的两个，是德国、俄国和日本——连同英、法两国，英、法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更扩散的基础上——在中国领土上所维护的范围更大的“势力范围”的核心。
任何强国对势力范围的要求（包括贷款、建造和经营铁路、开矿、雇用其国民为“顾问”，或在中国特定地区行使某种其他形式的地区管辖权的优先权或独占权）的事实上的基础，就是前面几段所说的持续侵犯中国主权的因素——中国的虚弱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在形式上，几个势力范围有不同的基础：中国人与特定的列强缔结的不把某些地区让给第三国的协定；中国人为一方，但无力废弃的协约或条约；某些列强因近水楼台而对权利的坚决要求；中国未参加的列强互相承认权利的协定；由于占绝对优势的金融和商业利益的既成事实而对更多权利的要求。
俄国在满洲的权利来自1896年5月的秘密结盟条约、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的建造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根据这些基础，俄国政府着手在铁路区内建立事实上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且凭借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而发生的俄军占领满洲的事实，加强了它的地位。俄军在满洲这一事实和加强对朝鲜施加影响的努力，引起了1904至1905年的对日战争和俄国的难堪的失败。辽东半岛的租借地转给了日本，长春和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连同铁路区中的“权利、特权和财产”也是如此。1905年以后，俄国继续对中东铁路路区及沿线的北满的城镇（例如哈尔滨），行使有效的政治管辖权。俄日对满洲的最后划分在1907和1910年的俄日协定中正式规定下来。1914年，缔约列强除美国外，都承认俄国在中东铁路区内对它们的国民的控制。①以中国在1898年所作的一视同仁的声明为借口，日本要求福建省为它的势力范围，但此举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当然，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除了把辽东半岛以及俄国在南满的铁路和采矿权给日本外，别无其他选择（1905年12月的中日条约），并且通过另外的协定，又让日本在营口、安东和沈阳设立“居留地”，并给与它铁路特许权。关东的一个总督府在1906年设立，以管理租借的领土（218平方英里）和铁路区（108平方英里）。日本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在1907年被法国所默认（日本则相应地承认法国的势力范围），在1908年被美国的罗脱高平协定所默认，还被俄国所默认（如上述）。通过日本强迫袁世凯的政府在1915年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二部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辽东的租借期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延长到99年；开放全部南满供日本国民居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向日本国民增加采矿区；许诺在将来优先向日本资本家借款，在雇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政治、军事和警察顾问时，优先录用日本国民。
关东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国大陆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和用作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成了殖民地及其主要城市大连的生活的一部分。南满铁路的干线从关东往北，通过南满的经济中心区直达长春，行程483英里。它有几条支线，一条直达营口港，一条从沈阳通往朝鲜边境的安东，一条在大连和旅顺之间。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在铁路区沿线的两侧，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行使事实上的政治管辖。关东总督府与南满铁路公司关系密切：大部分公司股份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公司也由关东总督监督。日本驻满洲的几名领事由公司指派，许多人同时在总督府担任秘书。除了几条铁路外，南满铁路公司还经营抚顺（沈阳附近）和烟台（辽阳①附近）的煤矿、轮船业及货栈，并在铁路区内维持学校、医院、试验农场、公用事业和“铁路卫队”。
但是在1931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由于日本人占优势的经济地位可以把奉天省主要城市的货物汇集在南满铁路，运往大连和旅顺港，再从那里用日本轮船运至天津、上海、横滨和大坂，所以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②从1914年11月，直到1922年2月通过签订与华盛顿会议有关的中日山东协定把山东归还中国为止，日本占领了原来德国的胶州租借地；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日本进而控制山东的铁路和矿藏，其目的大概是要把那里的铁路与满洲的铁路联系起来，从而统治华北。在1897至1914年期间，德国曾经把它的租借地当作海军部管辖下的一块殖民地来治理，并且试图利用它的铁路和采矿特许权把它的势力扩大到山东全省。1913年拥有55000名中国人、5000名欧洲人和日本人的青岛（胶州租借地的总人口约20万），在外国人中以“远东的布赖顿”著称。它的气候以及黄海海边长达一英里多的外湾（维多利亚湾）优美的东海滩，使它成为一个避暑胜地。青岛海滨饭店能容纳500名宾客，与赛马场一起位于海滩附近。青岛这座“欧洲城镇”，在伸向海湾的南面斜坡成长起来，它有对称的布局，有先用煤气灯然后用电灯照明和两旁有人行道和大树的经过铺筑的道路，还有富有德国居民的别墅和花园。中国的仆人住在主要建筑物后面的“苦力小屋”中。大部分中国人住在“华人城镇”，由于折除和迁移了引起不便的邻近中国村，华人城镇实际上已与欧洲居民区隔开。青岛被发展成第一流的港口，市政当局经管现代的供水和污水处理体系、有效率的医院和一所德国初级中学，1909年作为德国政府和中国官员共同努力的成果，还成立了一所德华高等学校。城市本身的工业投资比较少，最著名的企业是建于1904年的英德酿酒公司，它生产至今依然著名的青岛啤酒。
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都成立于1899年，它们由组织上海德华银行的几个金融机构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与一些德国商行（例如礼和洋行）一起组成，理论上是中德合资公司。实际上，从青岛至济南府这段铁路，全部是德国资本，并由德国人经营，在威海卫和黉山开采的煤矿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的银行辛迪加以及英国的金融界利益集团，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在1898年达成协议（与建造一条从天津至长江的铁路有关），内容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将向北扩大至河北省，而作为回报，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山西省的占优势的利益得到承认。但是甚至在山东，德国也发现它越来越难以实现它要求的优惠待遇。1900年以后对德的外交孤立、对德国在山东的独占权利会危及其他地方的在华商业利益的担心，以及中国协力限制德国在山东势力范围的行动，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有效地把德国人限制在他们的租借地和关于铁路及采矿特许权的狭窄的解释范围之内。不像满洲，中国的和非德籍的铁路卫兵为青岛济南铁路区提供保护；接管铁路沿线邮电业务的努力失败了；只有部分的采矿特权得以利用；甚至青岛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也在1906年结束。①鉴于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和广西几省靠近法属印度支那，法国要求在那里建立势力。法国在1898年得到了从东京经边境进入云南的建造铁路特权（筑路始于1903年，于1910年竣工，完全是法国资本，由法国人管理）。法国得到保证，毗邻印度支那的诸省不得割让给第三国，并得到上面所述的一块广州湾的租借地。由于法国拥有铁路，法国的商业，特别在云南，得到了优惠的待遇，但它取得的或可以利用的其他特许权则很少。不存在相当于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实施的那种政治控制。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左右着外国在华的商业，是中国最大的外国债权国，拥有主要的筑路和采矿的特许权，提供了海关和盐务署的大部分外国雇员，有一半新教的传教士。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领土，而且它宁愿把一切保持在19世纪末国际对抗以前的状态。②除了它的香港殖民地、1898年租借的新界和从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