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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卷。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年），第3—4页。
① 参阅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章。
② 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国的知识构成，1860—1920年》。
③ 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9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内地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年），第92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年）的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① 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特别不够。关于隐喻思维的一次受欢迎的讨论，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50页：“科学的概念都是……产生于由具体隐喻作出的抽象概念”；第53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② 中国寻求与西方类似的事物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小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化，见他的《宋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8月），第479—488页。
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部分一部分的分解下，“中国”这一文化统一体已被分成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亚天下。不可分割的形象正在被许多不同方面的发现所代替；现在的研究把地方、城市、各省、区域或大区作为有效的分析领域进行探索。①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内地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秩序与中国边境地区一些边缘的少数人的传统，正在形成对照。
西北长城边境地带，是集约的旱地耕作让位于以畜牧为基本活动的社会组织的一个边缘地区。西南中国曾经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让位于亚热带山地部落刀耕火种农业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确定其他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北通古斯诸部中的渔猎和农业的半游牧混合经济的边境。但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西北的草原边境曾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因为畜牧生活产生了能入侵和统治中国北部的骑兵。对比之下，西南沿海出现了中国人迁向海外的情况，但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外国入侵。
面海的中国是沿东南沿海的边缘区域。山东北部黄河多沼泽的港湾和南面黄河或淮河的这种港湾，阻碍了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中国北部总的来说，缺乏可以形成浙江福建沿海港口的那种沿海的山脉和河流。它还缺乏诸如茶、丝和陶器那样的出口品。到了19世纪，上海宁波和南满之间有了广泛的沿海贸易。但是山东和辽东在国际贸易中并不显得重要。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主要区域是从长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岛的这部分。但是它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以及外缘的琉球群岛和吕宋岛。①在某些风格和传统问题方面，这些边缘区或边境区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腹地形成了对比。腹地集体凝集力的鲜明而持久不衰的特性必须加以认识，然后我们才能继续进行对次要传统的探讨。这一多数人的秩序是早期中国人天才的伟大成就，它比东亚的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建立得更加严密。它的特征是，帝国的君主政体是它“构成秩序的道德中心”，②儒家的三纲（忠君、孝父、敬夫）是它关于社会秩序的教导。这个社会的基石是它的扩大了的家族制度。豪门大族的寡头政治权力，在晚唐和宋初才被统治阶级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政府权力所代替。③从此以后，受过经典著作教导的官员是皇帝的地方代理人，而有地和有功名的绅士家庭则是地方精英的支柱。
近代的研究工作当然戳穿了以德治天下和合乎规范的和谐这种儒家表象。这些研究揭露了这样一个旧秩序：大批平民在其中常常被自然灾害和地方混乱——周期性的饥荒、盗匪抢劫、村与村的不和、农村的长期苦难、家庭中的专横、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官员的贪污——所摧残。①但是，这些现实的悲惨情景，反而突出了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宣传的持久性，如果不是突出它的成绩的话。
由于古老中国规范的理想对现有论述中国的中外著作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例如见第10卷，即《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章），让我们在这里只去注意这些理想在支撑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及其统治阶级方面的相对效能。
中国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武士统治者和在行政中协助他们的记事的书吏（文人）的作用，在商代中国社会开始时已明显地表现出来。②上层阶级的优秀人物和老百姓中的普通人出现在周代的典籍中。天子君临天下的权力和他的官僚的施政，在汉代已经牢固地确立了。③统治阶级的大厦逐步被建立起来，这个大厦是以儒家准则的哲学前提为基础，并被科举制度规定的许多做法所支撑。明清两代有功名的绅士阶级终于出现，这是中国社会史上最为人所知的事，这个阶级被灌输了忠君思想，并且受到了支撑社会政治秩序的训练。④大部分的记载（几乎全部用统治阶级观点写成），说明了不到总人口5％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全面地统治中国社会中军事、商业和其他所有集团的。
每个思想正常的中国人都力图维护的这种秩序包括妇女听从男人，年轻的听从年长的，个人听从家庭，农民和士兵听从有功名的学者，整个社会听从帝国的官僚集团。这种统治因为有很大的灵活性而更加持久，灵活性表现在允许农民买地，让所有男人竞相参加考试，承认母亲和岳母不能撇开不管，容许商人捐纳而进入有功名者的阶级。总之，统治阶级懂得如何通过吸收中国社会的有才之士而使自己永久存在下去。地主、商人、工匠、僧侣几乎没有独立于官吏阶级的力量，这部分地当然是因为地主、商人和官吏的作用一般都体现在主要世家子弟身上。家庭主义事实上在农村一级和在统治阶级内部把社会结合在一起，同时它又提供了两者之间流动的渠道。①旧中国不但是农业官僚政治的，而且是家庭主义和扎根于土地的。它与亚洲内陆和靠航海为生的边境地带那种人烟稀少和物资流动性较大的情况形成对比。
像这样一些一成不变的现象，反映了帝国儒家在奠定社会秩序的准则以使人民社会化并用它来灌输人民这两方面的长期实践。中国人生活的多样化程度现在看来远比编年史撰写者所说明的程度要大。地理环境、地方习俗、建筑风格、方言、货币制度、作物收成、工艺、交通和技术的巨大差异刚刚开始在探索。可是，普遍接受从事农业的农民村落、门第结构、单薄的统治阶层、经典文献、官话，以及包括至高无上的皇帝在内的关于社会地位的儒家等级制度，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团结。显然，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教导和行政战胜了地方在政治上的独立，也许我们应该称这种现象为普遍和局部的共生，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共生。总之，在正统著作和皇帝言论中奉为神明的这一中央大传统，已经懂得如何与分散在村落和边境的诸小传统共处，并高踞于它们之上。
现在让我们试着确定面海的中国的特性并探究其成长。首先，它因有海洋独有的特征而与所有其他地区不同。例如海面下鱼的收获和海面上的航道，在古代不像陆地上的收成和道路那样有严格的地点限制和那样易于控制。同时，在克服摩擦力和移动运载工具时，在水面上利用风力比在陆地上利用人力或畜力所用的能量要少得多。因此，按磅来计算，一条船比起一辆大车，使用起来更加便宜，而且较少受到控制；一小批水手可以运输在陆地需要一个大商队才能运输的货物。对贸易的事业来说，海洋提供的经济收益高于陆上贸易。这个原理在中国人大力发展横越陆地的河道和运河运输时，当然被认识到了。
但同时，海洋的天气比陆地的天气更加危险；在陆地上，公路或驿道的设施、客栈或商队客店要可靠得多，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