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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劝学篇》和苏舆的《翼教丛编》两种资料，它们阐述了反维新运动的主要论点，特别是那些抨击康梁集团的论点。
保罗·科恩和约翰·施雷克编的《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论从中提到了主要从当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经检验的想法。在弗思编的《论民国时期中国保守主义的选择》会议论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素，虽然它着重于较后的时期。
第六章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关于中国事件对日本德川后期的影响问题，鲇泽信太郎在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中做了论述。他在此书第135—144页讨论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的版本和影响，这便是王家俭的《〈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1966年4月号第242—249页）一文的基础。关于曾经编纂过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国图志》的举足轻重的儒家盐谷宕阴（1810—1867年）所受的影响，范古利克在《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1939年第4期第478—545页）做了探讨。佐久间象山对魏源之重视技术是毁誉参半的，关于这一点可看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编的《日本传统的源泉》一书中的摘录。日本对于太平军起义的反应，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页）一文中做了探讨，而增井经夫在《太平天国》中的论述则不够严谨。卫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国观：高杉晋作等人的事例》（载《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论文集》第3卷：《日本法与亚洲》，第53—71页）讨论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记。
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已引起学术界更多的注意。霍华德的《日本在康有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第280—312页）一文略述了这个问题。关于维新派设法了解明治维新的情况，其研究可见彭泽周的《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和明治维新》（载《人文学报》，1970年第30期第149—193页）一文。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开头部分。同一作者的《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观与他的中国变法论》（载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编的《明治维新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外国人的看法》第61—114页）一文转载于《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第193—262页。论黄遵宪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黄遵宪对明治时期日本和西方的反应》（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有关梁启超和黄遵宪的论述，见列文森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页）、威尔逊的《梁启超对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宪政运动的看法》（载《日本论文集〔1961年〕》）和黄宗智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王韬是保罗·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一书的主题。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一书则对郑观应做了论述。
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萧公权的一系列权威性的专著中进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1957年4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1962年第21期）、《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1965年第24期）、《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1967—1968年第7、8期）、《经济现代化：从历史角度看康有为的思想》（载《华裔学志》1968年第27期）和《康有为的行政现代化倡议及其历史意义》（载《清华学报》1970年第8期），上述论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975年）一书中。罗荣邦把康有为的自传译成英文，并把有关康有为的一系列论文编在《康有为：传记和论丛》（1967年）一书中。
实藤惠秀毕生关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题目：他的最有权威性的论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其中有表格和统计数字。实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后者有张铭三译的中译本，书名为《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1944年上海出版），实藤所未搜罗的中文资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专著加以使用，此即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一书，它着重论述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活动。斯卡拉皮诺的《马克思主义的序幕：1900—1910年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页）讨论了学生办的报章杂志。从前学生们的回忆录中有孙伯醇（1891—）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国》30〔1966年5月〕第24—33页），以及《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31，〔1966年6月〕第28—33页）。景梅九的自传《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译成日文，名为《留日回顾：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1966年东京出版）。
除了实藤的著作之外，论述学生运动的，还有永井算己的《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4〔1954年9月〕第57—83页）和《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2〔1952年7月〕第31页）。岛田虔次的《中国革命的先觉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两书翻译和讨论了大量的学生革命传单，其中包括陈天华的一份传单。欧内斯特·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162页）集中讨论了陈天华的遗嘱和自杀问题。有关翻译运动的影响和重要性在钱存训的《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作了论述（载《远东季刊》第13卷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378页增补了对词汇交流数量的估价。
讨论日本活动家和中国革命志士之间的关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和孙中山》一书和《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一文（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还可参看载于《中日文化论集》上的陈固亭的《孙中山先生与日本朝野朋人的关系》一文。在《思想》（1957年，第79—93页）和《中国》（1966年11月号）的论丛中载有野泽丰所编文献目录，两者均以《孙文与日本》为题。宫崎寅藏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在1967年编成，附有卫藤沈吉所做的注释；同时它也被收入宫崎龙介和小野川秀美编辑的《宫崎滔天文集》中。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3年版。孙中山的另一位亲密合作者萱野长知出版了他的记述，即《中华民国革命秘籍》（1940年）一书。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的日记六卷于1968—1969年在东京出版，名为《近卫笃麿日记》。关于同文会的官方记载以及会员及其追随者的传记，可见中岛正郎编的正续编《中国回忆录》。另外，有井上雅二撰写的荒尾精传记《巨人荒尾精》一书。由葛生能久等编写的《东亚先觉志士传记》是一部附有许多中国活动家传记的黑龙会正史。关于北一辉，可见乔治·威尔逊的《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北一辉的中国来鸿转载于高桥正雄编辑的《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册第424—480页）。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过的之外，还可看I。H。尼什的《日本在义和团之乱时举棋不定的态度》（载《亚洲研究杂志》〔1961年5月号〕第449—461页）；市又正雄的《山座圆次郎：明治时期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的执行者》（载《国际法外交杂志》〔1973年10月号〕第249—298页）和池井优的《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年2月号〕第213—227页）。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五十周年汇编的《清廷之改革与反动》一书提供了关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献材料。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英文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问世了；请看卡麦伦的《1898—1912年中国的改革运动》。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史，即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
关于立宪运动，可见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由于张朋园这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