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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仍对同盟会的思想意识有影响。孙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从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笔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视中国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责。另外一个问题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来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涉及一人政治问题，即革命是否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盟会从来没有用一个声音讲话，而从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谐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应该从同盟会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活跃、成长、混乱和政见分歧这样一个背景，来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这场辩论主要是1905至1907年在梁启超的《新民报》和在《民报》上展开的。1907年10月以后当梁启超的报纸停刊以后，论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出版物上继续进行，但其争论点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统了。
梁启超为清廷大力引进立宪政府而积极地作辩护，同时他激励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维新所企图达到的更扎实的民主。他以更强烈的笔触严厉地抨击革命党人，但是他的攻击题目是经过挑选的。梁启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权、国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接近许多革命派人士的观点；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通常只争论细节或方法，而不是争论根本目标和价值。1905—1907年辩论的关键问题是，不首先推翻满人能不能达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达到；反满革命会不会招致——或防止——外国人的干预和接管。虽然他们也辩论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问题和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君主制或实现共和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如争论应否容忍满人继续统治的问题那么火气大了。
梁启超的根本立场是，反满革命是危险的和不必要的。说它危险，是因为它可能引起混乱，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说它不必要，是因为满人已经开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他是一个敏感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间他顽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孙中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中国推向前进。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确，当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虽然许多人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们宁愿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①还得补充一点，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民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②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扰。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压倒。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1905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护宪制政体〔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了。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1911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1911—1912年携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1911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没有准备。
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开始参加。1905—1908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对江西省的革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显了。①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歧，却是更为重要的。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他们的辩论在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