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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几乎在百日维新刚进行时就趋向于表面化。6月15日，在维新被宣布为国是后的四天，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翁同龢在后党的压力下被黜退。从此开始，当皇帝和激进的维新派忙于发布诏令时，皇太后和她的强大的党羽则悄悄地在巩固他们的力量。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最亲信的宠臣荣禄被指派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华北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发布了一道诏令，规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级官员必须亲身觐见皇太后，以表示谢恩和保证忠诚。
在接着而来的两个月中矛盾冲突继续升级。9月初，皇帝甚至一举下令黜退了礼部的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同时，四名具有强烈变法倾向的青年学者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被指派到军机处任章京，参预审议和革新政策。由于以这样大胆的行动来维护权威和夺取权力，最后摊牌的阶段终于到来。
9月21日，慈禧太后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剥夺了光绪帝的权力，并把他幽禁起来。同一天，她还宣布重新当权“训政”，开始了她的第三次摄政，这一次继续了十年，直到她死去为止。与此同时，在9月末她发起一场清洗，废黜和逮捕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康有为运动的文人和官员。六名年青的维新派被处死，其中包括激进的湖南学者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康有为本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过清洗；梁启超则乘日本军舰逃往日本。 9月26日，西太后废除了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所有重要的革新政策。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页。《戊戌变法》，第1册第528页。
① 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第529—683页。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53页。《戊戌变法》，第1册第509—512页。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②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1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0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44—350页。施雷克：《1898年的维新团体保国会》，载《中国论文集》，14（1960年）第50—64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78—216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305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页。
维新时代的遗产
维新运动在京师证明是一次失败，如同以前在各省进行的那样。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进变革，但是帝国政府最高层的权力集中程度却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进行全面的制度变革。可是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当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国的各种思想泛滥成灾。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思想变化，主要应归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变革工具。其中的一种工具的产生方式是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几乎从十世纪书院首次出现起，它们就成为士大夫思想活动的中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理学主要在书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书院还起了提供独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学者在这些中心里面能集体地对朝廷提出政治抗议和批评。
清代初期以后，书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进行社会政治性质的讲学和讨论，所以它们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它们作为培育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仍是重要的，这从书院林立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有一种估计认为，在十九世纪，书院约有四千五百所。据另一个估计仅广东一地清代有书院四百十一所。①然而，它们的教育职能被缩减到主要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程度。从少数在十九世纪初建立的书院，如广州的学海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学术某些复兴的迹象。
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变革之风，差不多没有触及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①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大夫开始改组书院和创办新学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这种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②比起这些地方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员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学堂的奏折。最突出的是与康梁有密切关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建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③在响应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据说全帝国许多地区的旧式书院已按建议作了改变，对于开办新学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样，在1896到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而修改过程中突出的趋势是在“实学”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实学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指的是对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会关注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在若干世纪中，实学曾被儒家学者反复用来作为划分界线的支配性概念范畴，凡是他们断定为不“实”之学都概被贬斥，认为无价值。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中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有名望的古老书院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便导致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西学的重大发展。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术方面的（包括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也许还有西方语言）。但是，康梁集团对于西方政治经验和理想的重视超过了对专门技术知识的重视。康梁二人自己也直接致力于教育改革。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了一所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名叫长兴学舍，其教学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的政治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