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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清军的士气很低；①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县长。②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③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④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①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pany），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耽心这些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②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一百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①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②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③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①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至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②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③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①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②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③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④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①② 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页。
① 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页。
① 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第481页以后。《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页。
② 《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期（1866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