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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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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房子里有许多旧物与母亲相伴。当年担心特务搜查,母亲偷偷把不少东西搬到此间藏匿,多为父亲钱以未的物品,有他留下的书籍,一抽屉石头,他的篆刻印章——其中有一对让特务柯子炎耿耿于怀、遍搜无着的长方章,它们藏在这里,印文分别是“山河破碎”和“天地更生”。

    工作人员劝告母亲节哀,烈士们不可能回家了,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母亲拒绝安慰。她坚持认为自家小女儿去了台湾,可能是去寻找父亲。待台湾回归,他们自会归来。大女婿吴春河与钱以未一样曾经多次失踪,消失数年,都说已经死了,最终他们又都再次归来。死而复生在这个家不是稀罕事,母亲永远心存希望。

    人民政府给母亲发了抚恤金,在母亲所居旧屋墙上钉上一块木匾,匾上题有“满门忠烈”四字。

    五年后,有一封信自香港寄到漳州。小学生吴亚明给母亲读信,他一读信头“亲爱的阿姆”,母亲就大叫:“那是谁?是谁!”亚明赶紧看信末署名:“是小姨!”

    确实是我,于貌似长眠中“觉醒”。

    我没有死于美式手榴弹,也没有死于乱枪,我之存活因为意外,也因为孙力以命相换。我拉了弦的手榴弹竟然是颗哑弹,当特务在我眼前卧倒一地之际,它没有爆炸。当时我整个人蒙了,呆站着看特务们趴在地板侧头翻白眼。孙力突然扑上前连开几枪,林家团被他当场击中,特务们一起回头朝他射击,注意力被忽然引走。我身边意外地“吱呀”一声,一个门扇洞开,我不假思索当即窜进门里,回身把门关上。

    这扇门怎么回事?当时我被特务逼到墙角,身后是一面高墙和一扇紧闭的木门,高墙里边围着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园子,园子已经残破,我所据院墙这扇门是后门。偏巧有个女乞丐住在那破园子里,女乞丐年纪很大,耳朵很重,外头枪声砰砰乱响,在她耳朵里可能像是放鞭炮,她打开门察看究竟,适时把我救了。

    我逃进园子后立刻向前飞跑,仅仅几分钟,特务撞开被我反关的后门冲进园子,园中女乞丐夺路逃跑,被他们射杀,我攀上另一侧院墙边的一棵树,爬到墙头上。我听到柯子炎大喊“开枪”,耳朵里一片枪响,震耳欲聋。我被乱枪从墙头打下,掉到墙那头,那边是面斜坡,坡下就是海湾,我从坡下一直滚到海里。落海后我挣扎着游开,抱住海浪上漂浮的一块破木板,随即昏迷不醒。恰有一条军用小艇经过那块水域,艇上当兵的发现我血淋淋漂在海上,把我捞起来送到附近一所军医院里。

    由于身穿军服,军医误以为我是前线受伤的医护兵,给我检查、做了手术。我挨了两枪,两枪都打在要害处,头上一枪从后脑勺下方打进去,从上唇处钻出来,居然未曾伤及脑部。另一枪打中胸部,从背部打进去,胸口钻出来,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一般人只需要其中一枪足以毙命,我身中双弹居然没死。三天后我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医务船上,作为一批重伤员中的一个,被这条船从厦门送往台北。

    我死而复生,再一次重演我们钱家一再发生的故事。我如母亲所坚信,果真去了父亲的家乡台湾,却不是按颜哥的安排,是用自己的方式。

    半年后伤愈,我假托头部重伤意识受损,隐姓埋名留在那所军医院当护理人员。一年多后有个年轻军官因胃出血住院到了我们病房,将临出院之际,有一天我给他例行量体温,他突然提出要把部队番号给我,让我跟他联系。

    我当他是开玩笑,随手给了他一张纸。他取出钢笔,果然是开玩笑,不在纸上写字,翻过左掌,把番号写在他自己的掌心里。

    “保证护士小姐一眼就能记住。”他说。

    他把手掌捏成拳头,在我眼前张开,我当即大惊。

    “别做声。”他小声道,“回见。”

    他的掌心里并无部队番号,写的是两个字:“觉醒”。

    我知道这两个字的特别来历和意思。当初大舅曾把一枚刻着同样汉字的小印章送到厦门,是我把那枚印章从家里送到游击队交给三哥。

    年轻军官出院。几天后一个黄昏,他到医院大门外等我下班,我们一起去附近一个公园散步,聊天,坐在小池塘边的长椅上吃饼干,像一对恋人一样。事实上谈情说爱纯属假象,我们做的是另外的事情。

    这位年轻军官是自己人,接上级指令在台湾寻找我的下落。厦门解放后,上级核实孙力小组情况,发觉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我已牺牲,因此设法寻找,任务交给这位台湾同志。年轻军官是台中人,他所属的地下组织早在日据时期就存在于岛内,后来隐蔽,直到大陆解放前夕才与上级恢复联系。

    “是我父亲那一批人吗?”我追问。

    他点头。他是1949年才参加进来的新人,他的上级是老人,原由钱以未领导。

    “我父亲现在在哪里?”

    他告诉我,三哥钱世康于金门战役前夕率一组人员潜入金门侦察敌情,配合解放军攻打金门,当时三哥向上级报告,说父亲钱以未可能落在金门。解放金门战役不幸失利,三哥也于战役中牺牲。后来上级曾派员秘密潜入金门寻找父亲下落,没找到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父亲启动的觉醒已经实现。

    亲人的消息让我泪流满面。

    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林鹏夫妇,知道三哥原是烈士遗孤。初闻震惊,想想释然,对我来说都一样,无论生死,他永远是我三哥钱世康,父母的儿子,钱家的老三。

    我回到了自己的队列里。后来的故事还很多,这里长话短说:三年后我从台湾辗转来到香港,被留在香港工作。我所在的机构承担建立大陆与台湾间沟通管道的任务,我的日常事务包括为两岸离散家庭接转家信,传递亲情并帮助寻找失散亲人。我离家之后时时思念母亲,但是由于工作性质和自身特殊情况,暂时不能暴露身份与母亲联系,只能把无尽相思化在为两岸众多家庭的服务中,同时一点一滴搜集已故亲人的故事,悄悄寻找离散亲友的下落,寄予追怀。那些年有无数家书从台湾而来,经我手发往大陆,也有许多大陆函件经我的手转赴台湾。我乐此不疲,除了天性好善,还因为这一工作让我想起父亲的“钱以未连线”,这一连线产生于抗日斗争中,坚持于台湾光复后,现在依然存在,通过我,通过很多我这样的人将无数家庭联结为一体。不同时期它的内涵大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彼此密切关联,任什么都无法切断。

    我愿意以此为己任。我和我的亲人们投身革命,参加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历经磨难,用鲜血与生命迎接胜利的到来。特务的追捕杀戮没有吓倒我,反是让我格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觉得自己注定要来接续这个任务。我的父亲奋斗一世,不知所终,大哥大姐姐夫和三哥完成各自的任务,英勇牺牲,他们努力的其实是同一个任务,为的是人民解放、国家民族新生和两岸同胞共同的未来,就此而言他们可称都属“钱以末连线”。如三哥所说,澳妹的任务是将来,现在这个任务应当由我,还有许多人共同接续,它无疑属于我们的事业,融在我们的精神与信仰里。

    1955年是农历乙未年,我忽然想起大姐和三哥都说过,我们父亲本来叫乙未,顿觉豁然开朗。农历六十年一个甲子,上一个乙未年是哪一年?公元189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发生过什么大事?《马关条约》签署,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占领军入台,台湾人民奋起抗日,血流成河。这一年的破碎与割裂,悲痛与耻辱,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一个台湾人的心里,其影响之深切和广泛为人们所公认,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台湾之所以成现在,都可以追溯到那个乙未年。父亲以这一纪年作为化名投身革命独具深意,牢记山河破碎之耻,激励天地更生之志,无疑是乙未之后两岸百姓共同的诉求,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心声。联结于海峡两岸的连线为什么总是生生不息?我们钱家人为什么一个个死而复生?秘密应当就在这里。

    这一年我获准可以与家人联络。我在家书上写下第一行字:“亲爱的阿姆”,忽然不能自已,丢下笔痛哭失声。

    这封信终于在泪水中写成。把它寄走时我在心里祈愿,我知道它会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的母亲破涕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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