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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春天，监狱外流行热症，用医生的话叫乙型脑炎，不知怎么也传进女监。这种病杀害无数儿童，吃奶的孩子却不容易得，因为有母乳帮助抵抗病菌，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母亲的奶水无法提供足够保护，我慨然以身相许，与病魔相携。由于体质孱弱，染病之后发展迅猛，仅仅一天人就不行了。狱卒找来一个懂点医道的女犯给我把脉，女犯把我的眼皮翻起来给母亲看：“过去了。”
母亲痛哭，伤心不已。
作为一个夭折的监狱女婴，我获得了自由，有资格离开牢房，脱离狱卒的管束。我母亲是犯人，不得随意走出牢房，哪怕再伤心，也无权料理我的后事，必须转交他人。我被包在一条破布里，由监狱伙房一个老火夫抱出女监，丢弃在外头荒山坡上，没有棺材，也没有掩埋。女犯人在监狱产下孩子时有所见，监狱婴儿死亡率很高。狱中死婴有如死猫死狗，无法与好人家夭折的孩子相提并论，没有太多讲究，只需丢在荒山坡上让太阳晒、雨水浇，风吹露打，终有野狗野猪蚂蚁和昆虫去拾掇干净。
女监的老火夫偷懒，没找个远点的地方丢弃我的遗体，随随便便弃之路边，那是老火夫从监狱回家来去必经的山路。老火夫扔我的时间为黄昏，通常当晚会有野狗过来光顾，把我拖走食用。以我的弱小程度，只能塞塞它们牙缝，很遗憾无法提供饱餐。不料当晚野狗们也偷懒了，第二天清晨，老火夫顺着那条山路从家里走回监狱，天刚蒙蒙发亮，四下里还黑糊糊一团，老火夫经过我的遗体丢弃处时，意外听到了一个异样声响，细细的，像蚊子一样哼哼，时断时续，那是我的哭声。
我饿了。也可能是蚂蚁咬我，让我醒了过来，从昏迷中，或者说是从死亡里。
老火夫大惊。他把我从荒坡抱回监狱，交还狱卒，送回母亲的牢房。
“小丫头命硬啊。”狱卒也非常惊讶，“她还活着。”
我们家的人死而复生不是稀罕事，因为我们有一个死而复生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类似场景一再重演于我们家，应有其道理。
我逃过了凶险的热症，患过乙型脑炎的儿童通常会有后遗症，或者成为痴呆，或者胳膊腿不灵便。我也一样，不可能例外于后遗症，只是我的后遗症相对较轻，比较特别——那场病后我变得爱哭，从荒山坡开始，一直哭到监狱，再哭到出狱。
所以我之心软如果不是天生，就是这场恶病所后遗，要怪只能怪母亲自己，不能怪我。成人之后母亲骂我爱哭，我模仿大姐，以母亲有责自卫，母亲无言以对。
所有早年的故事都是母亲自己告诉我的，包括“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监狱，也没有热症，因为当时我远未长到可以留下记忆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监狱？母亲当时为什么被关在女监？都是因为“那个死鬼”，也就是母亲嘴里的父亲。这些事说来话长，得从母亲的老家，漳州城大舅那边说起。
其实我们并没有大舅，我们的母亲并不是大舅的亲妹妹。我们与大舅间的瓜葛，起源于当年的一场水灾。漳州城地处平原，九龙江西溪北溪两大支流分别从两个方向流过，汇合于城外三十里地的江东一带。九龙江让漳州成为鱼米之乡，也酝酿了当年的一次次水患。晚清年间一个初秋，一场大台风袭击漳州，几日大雨造成江水暴涨，九龙江堤防崩溃，全城大水。洪水退后满街泥泞，遍地灾民乞讨求生，全城一片惨状。
有一天黄昏，我大舅家门外来了两个女乞丐，一老一小祖孙俩，老婆子嘴里已经不剩几颗牙，小姑娘只有两三岁。老婆子打大舅的家门，说祖孙俩已经饿了三天，恳求东家给两块地瓜。当年大舅的祖父母也就是我们的阿祖都还健在，大舅的父母年纪还轻，家有大片田园，在城里开有商铺，是那条街上有数的殷实人家。大舅的祖母平日里吃斋念佛，为人慈善。有灾民上门，听说是祖孙俩乞讨，老祖母觉得可怜，让佣人从饭缸里装两碗稀饭相送，吩咐夹几块咸菜，让人家可以下饭。一会儿工夫乞丐把饭吃完，两个大碗舔得干干净净，一粒饭渣不剩，整整齐齐叠放在门外石条上。老乞丐消失不见了，剩下小乞丐坐在门外放声大哭。
小乞丐被自己的亲人遗弃，其中应当有很多不得已。大灾之后，遍地流民，生活无着，乞讨不易，孩子养不活，与其饿死街头，不如找个好人家作归宿。这种时候谁愿意收养小乞丐？穷人家糊口艰难，多一个人多一张嘴，不会想要收养，富贵人家养得起孩子，却不一定喜欢小乞丐，否则早就世界大同了。无奈之下，老乞丐只有这种办法，看准一户合适人家，把孩子遗弃给他们，也许就给孩子谋了一条生路。如果大舅的老祖母不动可怜之心，不管乞丐讨要，或者随便给点剩菜剩饭打发，估计不一定会让人家赖来一个女童。恰是老祖母的善心让老乞丐感知，认定这家人心眼好，远胜他人，于是抓住机会，强行托付。
老祖母听说小乞丐被丢在自家门外，让佣人把孩子领来看看。小乞丐在老祖母面前抽抽啼啼，话都说不囫囵，老祖母叹口气说：“不是过不去，不会丢骨肉。”
她觉得小乞丐长得还精神，决定留下来，小乞丐因此成了大舅家的童养媳。这个小乞丐出身的童养媳就是我们的母亲，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后来姓周，那是跟大舅一家的姓，她的名字菊花是老祖母取的。我母亲从无名小乞丐变成周菊花时，我大舅才三岁，懵懵懂懂间，母亲成了他的小媳妇。
当年闽南城乡人家多有童养媳，有男孩的人家，早早抱养一个小女孩进家门，给小男孩做伴，听小男孩使唤，让两个人一起长大。到了合适时候，如果长辈中意，小两口还凑合，让他们圆房，这就成了夫妻，免去了媒聘娶嫁许多烦琐。童养媳到这个时候才算熬出名分，在此之前，她在家里的地位比仆人好不到哪里去。闽南有一句俗话，叫“剩饭不吃童养媳的”，那意思是说，童养媳在家里是吃剩饭的，你不想吃，留下来了，最后还得你去吃。说的不只是吃饭，还有干活，家里无数的事情该童养媳做，不做不行，哪怕留着，最终你还得乖乖去做。
我母亲周菊花担任童养媳期间，情况比其它人家的童养媳要好，因为老祖母对她不错，她的小丈夫也就是我大舅对她也好。大舅人比较木讷，从小老实，不像其它人家的小丈夫会欺负童养媳，把小媳妇当牛马使唤。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毕竟只是童养媳，在家里地位很低，大舅的母亲也就是母亲的婆婆性情不好，对母亲比较苛刻，小时候母亲没做好家务，或者与大舅争吵，阿婆会拿细竹条教训她，打得她两个手掌肿得像馒头一般。后来母亲每提起阿婆，还会情不自禁生气。
“特别会骂人，活人会给她詈死。”母亲总说阿婆。
其实母亲跟阿婆有得一比，母亲一样能骂会詈，不把活人詈死，也把人家骂得心惊肉跳，恨不得立时逃之夭夭，不知道这是出自阿婆真传，还是潜移默化。
母亲在周家长到十六岁，阿婆准备让小两口圆房，结为夫妻，却不料家道突变。那段时间天下大乱，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清朝政府被推翻，民国取而代之。其后风潮不断，政局多变，闽南一带沸沸扬扬，兵匪四起，各路豪杰轮番登台。大舅一家人自祖辈以来务农经商，未曾参与政治，与革命这种大事沾不上边，却在兵荒马乱时节遭逢大灾：大舅的父亲被土匪绑票，土匪派出巨额黑单，让家人拿钱换命。家人卖了大片良田，凑齐款项从土匪手里把人赎回，好好的大洋出去，换了个废人回来——大舅的父亲在土匪窝饱受惊吓，中了风，成了瘫子，让人用担架抬回家，话都不能说了。大舅的祖父已经过世，老祖母健在，看到儿子废了，伤心不已，转眼病倒，不多久也过世了。而后大舅的叔叔“吃阿片”欠下巨债，被逼迫自杀。家里出了这些坏事，母亲和大舅的婚事被耽搁下来，这一搁就没有了。
母亲十八岁那年，父亲钱以未住进了周家。
父亲与母亲娘家以往没有瓜葛。大舅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不得已划几间祖宅招租，收点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