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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吴春河乘轮船西行，悄悄从台北回到厦门，有两个人与他随行。
此刻岛内工作悄然展开，同志各自努力，组织运转有序，可容吴春河暂时离开，处理其他重要事务，任务还是接头。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上级要求他与闽南地下党建立联系，现在是时候了。有一个情况促成他作出尽快返回厦门的决定，这就是突然得知的噩耗：大哥钱勇牺牲。吴春河对母亲和澳妹非常忧虑。他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听到消息，大姐死亡的创痛远未平复，她们怎么承受得了这一新的巨大打击。
吴春河此刻返回大陆大有风险。“弟两火”在报纸上登启事，通过颜俊杰提供消息，也许就是想把他从隐蔽处招引出来，在特务目光可及之处活动。吴春河却不能因为顾忌风险而一动不动，该做的事还得去做。
回厦门当晚，他略作乔装，穿件黑布褂和短外裤，手里拎着个竹篮，篮里装着两条刚下渔船的鱼，扮成渔民模样，回到渔港小巷家中。
母亲开门一见陌生渔民，不禁发愣：“你谁？”
一个男孩突然从陌生渔民身后跑出来：“阿婆！”
竟然是亚明，大姐和姐夫的儿子，母亲的外孙。
母亲这才认出眼前这个男子不是什么陌生渔民，是自己的女婿，已经失踪多时的吴春河，他把母亲日夜想念的外孙吴亚明送回来了。
吴春河说：“亚明想阿婆了。”
母亲垂泪，悲喜交加：“我的命啊。”
大姐出事之前，吴春河谨慎防范，未雨绸缪，先把孩子带到台湾，寄在他的一个同学家中。同学与他在上海读书时很要好，分别后常有联系，外人却不太清楚他们间的关系。同学的妻子幼师毕业，在台北一家幼稚园工作，家里有一个女孩，比亚明大两岁。幼稚园老师把亚明当做自己的儿子，小姐姐也很会照顾小弟弟，亚明在那里生活得很好，比较安全，与父母亲时时要经历的危险有所区隔。但是此刻吴春河决定把他带回来，当做帮手——孩子在外婆家长大，跟外婆感情最深，眼下这种时候，只有这个孩子最能抚慰老人。
吴春河在家里住了一晚，母亲跟他唠叨到深夜，提到大姐的不幸过世，几度失声痛哭。母亲还为大哥不安，说阿勇好一段时间没有消息，儿媳也不见踪影，部队离开集美，不知调到哪里去了。有人听说他们夫妻双双给叫去台湾，台湾有多远，不就在厦门对面吗，哪怕跑到美国那么远，也可以捎个信啊。养这个大儿子真是没用，跟死鬼一模一样，时候一到拍屁股就走，无声无息，不管家人怎么操心挂念。几个男的都是，不及金凤一丁点。偏偏金凤又是这么短命！
话到伤心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吴春河劝母亲不要难过。金凤不在了，大哥没有消息，家里其他人还在，有澳妹、亚明跟母亲在一起，无论碰上什么，一定要想开一点。
母亲骂：“天杀地埋的，我们欠了谁家生死债！”
吴春河把儿子送交母亲，于第二天匆匆离开厦门。
他带着一位中年人同行，于约定时间到了码头。码头上有个穿长衫的年轻人坐在石礅上看书，看的是一本莎士比亚剧集，年轻人读得津津有味。
吴春河走过去向年轻人借火，年轻人说他不抽烟。
吴春河瞟了一眼年轻人手中的书：“《哈姆雷特》？”
“《麦克白》。”
“是小张？”
年轻人点头：“你是老吴？”
“对。”
吴春河走开，没再跟小张说话。几分钟后小张把书收起来，起身离开石礅朝码头边走。吴春河在后边尾随，两人一前一后上了一条开往浮宫的小轮船。吴春河的同伴不动声色跟在后头，三人互相间不看一眼，似乎各自毫不相干。
刚在船舱的条椅上坐定，水警进来检查，除了证件还查行李，乘客丢在椅座下的行李也不放过。吴春河身边一位农民打扮的人往椅子底下塞了只麻袋，鼓鼓囊囊，水警抬腿往麻袋踢，麻袋嘎嘎嘎叫了起来，原来塞着一袋鸭子。
水警查姐夫的证件，姐夫那天换了大金牙，生意人打扮，水警没找他麻烦。
小张坐在姐夫的斜对面，一边低着头看书，一边把证件掏给水警，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水警看证件也漫不经心。第三个人同样没有受怀疑，大家平安无事。
小火轮准时开行。由于马力小，又是逆水上行，速度很慢。途中吴春河从舱中上到甲板，小张也在那里，靠着船舷看江里的水流。
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像旅途中两个无聊的陌生路人。
“从黄狮坑进山吗？”吴春河问。
“路上过一个站。”小张回答。
中午时分小轮船靠到浮宫码头。这是九龙江边的一个小集镇，吴春河他们俩跟着交通员小张下了船，穿过集镇中的道路。时逢集日，道路两侧排着大大小小的摊子，卖肉的，卖鱼的，卖菜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吴春河在这个集镇上突然失去踪迹。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庄园遭难
姐夫吴春河送亚明回到厦门家中时，我没见到他。我跟班上同学一起去乡下，老师带我们去野外采集生物标本，住在岛外一所乡村小学里，一去三天。三天后回到家里，母亲一见我就骂：“澳妹死哪去了，才回来！”
我挺委屈：“说了要去三天啊。”
母亲说：“就不能早点回家？急死我了！”
“急什么阿姆？”
没等她说话，亚明突然从屋里跑出来扑到我身上，喊我小姨，我大吃一惊。
“亚明从天上掉下来了！”
母亲这才告诉我姐夫回来过，然后又走了。
我又高兴，又感觉不安：“他怎么还敢回家？”
“共产都敢，回家怕啥？”母亲不以为然。
母亲着急找我，却不是因为姐夫和亚明，是另外有要紧事情。她把我拉进屋里，从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卷，放到我手里。
“看看这是啥。”
小布卷包着一个石印章，很小，跟我的小指头差不多。我举着印章左看右看，看不出刻的是什么字，还好抽屉里有一盒旧印泥，拿出来印一下，明白了，是“觉醒”。
这印章从哪里来？漳州大舅那里。几天前，有一个客人到大舅家的杂货铺买东西，一边看货一边东张西望。等到店里买东西的其他客人走开，柜台后只有大舅一人时，客人忽然从口袋里掏出这个小布卷，递给大舅，问他认得这个不。大舅一看那印章就吃惊，他不懂刻字，也不认得那个章，却知道事情挺蹊跷，可能与父亲钱以未有关系。当年父亲住在大舅家时，大舅见过他磨石头刻字。
这位客人大约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脸很黑。他告诉大舅，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台湾来的，家住台南。有人让他到这里送这个东西，请大舅把它交给该交的人。其他的不必多问，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来。
大舅惊讶道：“我怎么知道交给谁？”
客人吭都不吭一声，起身就走。
大舅为人小心，心知这件事非同寻常，左思右想，所知会刻字的人只有钱以未，除了我母亲，布卷里的这块小石头真是无处可交。他特地跑到了厦门。
母亲非常疑惑。她不知道这个印章是什么意思，以往根本没见过，不知道它与父亲是否相干。母亲大字不识几个，篆刻于她有如天书，因此她急于找我，要我拿鼻子嗅一嗅，估摸估摸这是怎么回事。
我哪有办法。
“台湾仔还要去找大舅问呢。”母亲着急。
“让大舅问他个明白。”我说。
没想到只隔一天，有人来问印章了，却是特务柯子炎。黄昏时分他带着两个特务来了，像上回一样，他穿便衣，戴礼帽，只是帽子下边多出了一条绷带的白边。
他问母亲：“阿婶还好？”
母亲吆喝院子里的鸡，要乌鸦到别地方叫去。
我牵着亚明的手，刚巧从后院走进屋里。
“钱小姐好啊？”柯子炎点点头，“这位是吴小公子？”
母亲对着我吆喝：“脚下狗屎！”
她指桑骂槐，柯子炎当然听得出来，这个人刀枪不入。
“吴先生不在家吧？”他问。
我不知道他长了什么狗鼻子，居然这么快就嗅到姐夫吴春河归来的味道，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