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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老三钱世康根本不是什么生意人，他货真价实就是个“土共”，地下党游击队的敌工队长，这一次潜入厦门有一项重要任务，涉及一部电台。
前些时候，闽粤两省当局组织大量兵力围剿游击区，游击队与“进剿”之敌在山区周旋，历经几场大的战斗。一次突袭中，游击队的电台被敌军炮火击中，报务员牺牲，机器毁坏，致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地下党通过内线从台湾得到一部新电台，用渔轮偷运到厦门，派遣老三钱世康到厦门接运。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加强镇压，白区地下党的交通线又遭受破坏，任务异常艰难。老三勉为其难，想尽办法进入厦门，把电台接到手一检查，发现电台一只真空管以及若干零件受损，问题可能发生于海上运输途中。老三决定在厦门修好再往山里送，这方面技术他懂，零配件在厦门较容易找，唯有真空管无处可寻，紧急中他通过博闻文具店求助大姐。
三哥是从哪个渠道得知博闻文具店？原来是姐夫吴春河。两年多前，有一次三哥在山里游击队驻地意外见到了吴春河，两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时间短，彼此没多说，吴春河留了地址，说以后如有特殊需要，可试通过这里找他。除了这句话，吴春河没多说，老三也不能问。闽南基层地下党组织有多个系统，各自按照上级要求，独立开展工作，彼此不相统属。吴春河此前从未与游击队发生联系，估计来自另一系统，有可能直属更高层级。三哥与他在游击区意外相逢，彼此才知道是自己人。三哥猜想，姐夫突然进山，可能是奉上级之命联络重要事项。从时间上推算，那一次姐夫进山，可能跟前往台湾的任务有关。
三哥通过姐夫留下的渠道向大姐求助，事出无奈。情况很紧急，很严重。敌人大举进攻，特务活动猖狂，有白区重要干部被捕，几条交通线相继被破坏。这时候跟上级失去电台联系，雪上加霜。三哥急于修复电台，送出厦门，原有的渠道无法提供帮助，反复斟酌，才冒险与大姐联系。他觉得姐夫的活动大姐并不一定参与，但是姐夫是自己人，大姐肯定不会是敌人。无论大姐是不是地下党，毕竟是自家大姐，只要有可能，一定会想办法帮他。三哥用写信方式联络，没有直接去跟大姐见面，也不敢贸然回家探母，是因为感觉到危险——从潜回厦门起他就发现情况不对，身前身后似乎总有些人形迹可疑。他记得旧历四月二十家中做节，时间恰在眼前，因此先通过博闻文具店与大姐联系，再利用家人相聚之机见面。为了当天回家，他乔装打扮，小心谨慎，穿街串巷，瞻前顾后，用了所有可用的隐蔽行动手段，最终还是被特务堵在巷子口。还好大哥赶到，救了他。以安全计，当晚他应当跟着大哥钱勇离开厦门，大哥虽被他讥为“党国要员”，毕竟是自家大哥，不会见死不救，但是三哥不愿无功而返。
他冒险留在家里，对大姐承认自己来自游击队，讲述他的任务和危险处境。他被特务紧盯住，面临极大变数，已经很难完成任务，这任务又必须完成。
“哪怕鱼死网破，也得把电台送上山。”三哥说。
“要死还不容易？”大姐训斥他，“是要你活，要想办法。”
大姐的办法是亲自出马，让自己更深地卷进危险。她一手策划了三哥的失踪，让他藏匿起来修复电台并转移给她，余下的事情由她直接处置，她的身份提供一定的保护，比三哥多几分胜算。大姐习惯于照料我们所有人，宁可自己冒险，也不会让三哥去送死。“大姐大姐头”，她是大姐她做主，既然老三求到她这里，那么就得听她的。
三哥说：“阿姐，我得知道你是谁。”
“我是你大姐。”
“阿姐的任务呢？”
“别问。”
三哥当然知道大姐叫钱金凤，他只是不知道大姐属于哪个方面。姐夫是自己人，大姐呢？是因为与姐夫在同一个组织，或者只因为她是大姐，所以要帮助弟弟？如果大姐身负任务，是否允许她接手任务之外的事情，帮三哥？三哥不能不问，大姐却绝口不提，这意味着可能什么都不是，也可能是什么都不能说。
三哥终于提供了接头地点和暗号。大姐让三哥设法脱身离开厦门，她自己则带着一只大皮箱，借办理军需公务之机，以他们军需处主任为掩护，乘着军用吉普到达漳州。大姐去了花生油铺，这是三哥他们的秘密交通站，大姐在那里接上头，对接暗号和现场观察均无异常，大姐答应随后把“东西”送达，但是她迟迟不动，心怀顾忌。她抽空前往溪尾村寻访大舅，意外被人抓住，对方有可能是地下党游击人员，大姐还得设法逃脱，因为用这种方式随机接触，后果难以料想。待到澳妹赶到，得知三哥和母亲被捕，大姐再访花生油铺，本想通过交通站传递三哥消息，联络游击队一起营救，不料发觉情况异常，断然中止联络。
大姐面临艰难抉择，她本不应当让自己陷入这种局面。博闻文具店转来三哥求助时，她就该谨慎处置，最大限度地不让自己身涉险境，但是她没有设法回避。一旦进入就身不由己，步步深陷，直到没有退路。大姐就是这种脾性，她是大姐头，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人安危大姐也有责，如果国家兴亡与家人安危彼此关联，大姐如何能让自己置身事外？
她决定孤注一掷。她让澳妹睡下，偷偷吐掉安眠药，招呼小陈匆匆返回厦门。
他们到达厦门时天还没亮，市区街道冷冷清清，车辆行人稀少。吉普车开进厦禾路，停在街边，大姐下车敲了一户人家的门，找来了一位帮手。帮手姓赵，是市警察局联络处的一位副官。小陈把赵副官和大姐送到了看守所，他们穿制服，佩枪械，携警备司令长官的手谕，前来紧急调押犯人。赵副官与此间所长相熟，当晚恰所长值班，一见赵副官分外惊讶：“鸡刚叫啊，赵副官这么早？”
赵副官告诉所长，昨日局联络处协助警备司令部破获一个共党地下组织，捕获几名要员。经彻夜审讯，有嫌犯提供一条线索，牵扯到一个人，据供称已在前天晚间被拘，押于这个看守所。上峰要立刻提审此人，派他们过来提人。
所长问：“叫什么名字？”
“钱世康。”
“没有。”
赵副官惊讶，看大姐。大姐说明犯人又称“阿康”，是经省政府调查室安排的一个特派行动小组所捕，送过来暂押于本所。
所长查名册，果然查到了，这人不姓钱，姓周名菊花，又称钱周氏，是个老婆子。
“共党嫌疑。”所长不以为然，“这也太老了点。”
大姐问：“老婆子怎么样？”
“一进来就骂不绝口。”所长说，“你们审讯时小心点，只怕骂不过她。”
大姐摇头：“不是她，是另一个人，男子，二十四五岁。”
所长翻名册，大姐在一旁看，终于在“税政案嫌犯”记录册里查到了一个人，记录的名字叫“康阿钱”，姓名倒着写了。
大姐说：“是他。”
犯人从号子里提出来，果然不错，老三钱世康。
赵副官签了字，用手铐把三哥铐上，押出看守所，上了吉普车。
这时天色已经蒙蒙亮。
犯人被提走，所长在办公室忽有所思，有些放心不下。时间尚早，不宜惊动上司，他犹豫了好一阵，终于下决心拿起电话，这个电话打得他呆若木鸡。
警铃响彻看守所。而后岛内各相关军警单位相继接获警报，围捕行动迅即展开。二十多分钟后，一辆往沿海地带急驶的军用吉普被路边值班岗亭警察发现，消息速传到警察局，布置在码头一线的军警接报，紧急出动拦截。军用吉普上的人可能发觉动静不对，他们没有驶近海湾港口，中途折转逃逸，离开沿海开往岛内腹地万石岩一带。驻于山上的一个宪兵分队出击追赶，在各道路口设障拦截，并派出数辆军车，对逃逸吉普实施围堵。该军用吉普车上人员利用熟悉地形，在万石岩山间与追击车辆周旋，渐渐途穷，被挤压到下山处一个宪兵拦截路口。其时左近已经无路，后边追车逼近，前头枪口成排，除了停车受缚，再无回旋余地。却不料逃逸者垂死挣扎，铤而走险，突然加大油门向前方路障冲击，试图越障而出。路障边有十几个宪兵守候，他们对空射击示警，对方毫无理会，速度不减反增，强行冲关。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