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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谓要加上去，又有人说一旦加上，胡博士就会感到没有面子；有人表示可找一个中国人暗示，这样胡博士会感到有面子；有的人插言，干脆直接说明，一个小小的馆长解聘，校长一道令下去即可，用不着兴师动众，花费这么多心思云云。许多年后，当前往查考的周质平博士在图书馆翻看那一页页已有些霉味的陈年档案时，不禁掩卷太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二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在六十一岁的晚年，居然还要让几个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官僚担心他到底知不知道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惯例，真是莫大的悲哀。”＇34＇。 最好的txt下载网
胡适：青山就是国家（4）
就此时的胡适而言，悲哀的事在他的身上已属平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只好心知肚明又装作糊涂地接受了馆长一职的解聘，担任了没有一分酬劳的荣誉馆长，这个职位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胡适离去几十年后，据周质平亲眼所见，在葛思德图书馆的善本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书架上还摆着几本胡适手赠的著作。除了这些，已经看不到胡适曾经在此工作两年的痕迹了。历史已将这位伟大学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和当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台访问、讲学。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在论述了吃饭——青山——国家的关系之后，胡适感情难抑，继续坦露自己海外生活的无奈与悲凉：“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35＇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腹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自此之后，胡氏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到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史语所借书和读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其间有朋友劝胡，既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不成了，何不再联系个大学以教书为业，同时也添加些薪水养家活口？胡适听罢，只是以他惯有的迷人的微笑，哼哼哈哈地点头做赞许状，却始终未付诸行动。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两次致信赵元任，提到迟迟没有到大学教书的缘由，大意是自己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自己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就当时的情形言，像胡氏这样如此学术背景和影响的学者都有一种“讨饭吃”或“抢饭吃”的感觉，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在美国其他以研究、教授文史为业的大小学者们，又是怎样一种悲凉惶恐的景况？青年时期留美，曾历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在大陆政权易手后猝死于美国，便是此种生活的真实写照。＇36＇青山就是国家，胡适这个比喻确是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海外华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胡适身陷困境，前途黯然，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深感不易时，迁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已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的办公大楼与同仁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各路人马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并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在国际政治大气候影响下，台湾学术界又显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都感到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而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37＇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氏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此前，他曾受朱家骅请求，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专门为“中央研究院”谋得中基会等机构的资金援助。另外，受朱委托，胡氏于1955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主持召集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留居海外院士会议。据当时统计，“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81人中，留在大陆者58人，去世4人；退迁台湾6人；在美国12人，加拿大1人（南按：吴大猷，后来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至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等活动，不甘寂寞的胡适更是热切关注与出谋划策。因了这割不断的学术血源与人脉背景，渐趋老境的胡适想到落叶归根，回到“故国”，以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38＇在给好友陈之藩的信中，胡适这样解释道：“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六十六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成的书写出来。多年不写文字了，笔下生涩得很。”＇39＇
心中怀揣着这诸多思考和打算，胡适写信请李济设法为他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南按：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
李济接信，感到此事并非自己能瞒着“中央研究院”的主事者和政府便可擅自做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作了汇报。想不到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一下子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台湾政坛掀起了一场诡谲神秘的波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厄运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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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机缘（1）
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氏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且是一个不怎么光鲜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后，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院址具初步规划时，朱家骅有扩院建所的打算，并于史语所以外寻找其他人文研究所成立的可能，最先被考虑的是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学研究所两机构的组建。之所以如此考虑，一方面，鉴于国民党政权迁台不久，对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盘根错节、迷乱纷呈的历史转变因素的认识和理清，颇有紧迫感和反思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既以台湾为盘据点，就不能做水中浮萍和无根之花，必须对台湾本地的种种现象有所探究，否则，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于政治等各方面栽根头、吃大亏，甚至被当地台独势力挤垮，失掉政权，难以立足。因了这两项重要原因和紧迫的现实问题，1955年，两个研究所的筹备计划顺利得到当局批准并得以开办。
当两个新办的研究所如同新生婴儿般，在动荡不安的台湾孤岛上晃晃悠悠站立起来时，学政两界人心振奋。于是，一系列的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研究所相继组建，其风头之强悍，完全可与抗战前蔡元培主持工作时的锐势匹敌。正在这个由衰转盛的关键时刻，接到了胡适要买地盖房的消息。朱家骅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做主，便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央研究院”旁拨一块地为胡氏置地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此谕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