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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差异，使得此时的朝鲜和中原的生活消费水平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
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我们不得不通过投资军队，生产更多地武器来消耗大量的白银，扩大内需，这就是我所面临的怪圈了，军队不打仗却消耗如此巨大，大量的资本聚集在朝鲜却找不到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更多的消费者，如此下去朝鲜的经济将受到致命的打击，邓希贤虽然是理财的好手再加上李复觉擅长内政，两人配合默契才能保持这种势头不继续恶化，但是任由白银都流入朝鲜这将给朝鲜的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光是支付巨额的钱庄利息就已经成为朝鲜的一个大的负担。
邓希贤的到来不但让我明白了朝鲜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也让我知道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变化。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
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所以才在这个时候派邓希晨攻占东南亚的各个群岛希望以此打开缺口，人为的增长这种贸易，一开始我的这种策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福建沿海的彻底肃清，这种贸易有了重新抬头的趋势，自1630年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
但随后不久，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日本也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并且约束商人在日本贸易，一场瘟疫将日本搞得经济衰败，这也使日本人对生丝，茶叶等这些奢侈消费品的需求大量减少，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这使得物价已经上扬的朝鲜感到了紧迫的压力。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白银外逃至朝鲜也使得南方的经济面临危机，眼见着一场经济危机即将席卷而来。
南方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本地资本外逃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
罕见的自然灾害此时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再加上兵祸，人口总数正在大幅度下降。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尽管我不愿意面对，但是还不得不承认我所改变的历史只是一小部分，最后终究没有办法和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相抗衡，中国已经不可避免的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当中。
“元度，在这样下去，朝鲜撑不下去了，移民的速度必须放慢，否则财力将无法支撑，还有那些在钱庄的钱也必须想办法处理，在这样下去我们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利息了。”邓希贤一扫从前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严肃的对我说道。
我有什么办法，这种经济危机是全世界普遍的，我能扭转世界历史前进的车轮么，不可能，就是中国我现在也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军阀，改变不了整个大气候。
投资！必须让商人投资，让他们向朝鲜借债，缓解朝鲜的压力，扩大市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虽然是兽医，但是毕竟也学过一些粗浅的政治金融知识，这点道理还是懂的，可是新的投资突破口在哪里呢，如何让商人们将钱庄里的钱提出来呢，这可就不是我这个兽医能轻易想得出来的了。
战争，转嫁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是战争，尽管我不愿意往这上面想，可是事情已经将我逼到了这个地步上，一切看来似乎由不得我了。
随着各路重要官员的抵达，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在登州举行，在上我宣布了我就不愿意宣布的命令，从今年开始在保证百姓的财产不被侵吞和侵害的前提下朝鲜和辽东进入军事化管制阶段，所有工商业必须开始为战争服务，所有物资由朝鲜政府统一调配，对市场上的主要生产和生活物资进行固定价格体系，不允许其随市场波动而出现浮动，对于那些囤积居奇的人将会给以严厉的打击。至于银庄里的白银商人不能任意挤提，朝鲜政府将通过官方和民间合作的模式消化这些白银，在新的占领区建立一套完整的工商体系，用于恢复该地的生活秩序。
这些决定的作出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参加会议的只有李复觉和邓希贤两个人和经济贸易相关，对于目前的经济危机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晰，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快速的办法，他不一定很好，但是会很有效。至于其他人大多都是军人，一听有仗打纷纷要求参战，于是初步定义了以陆军为主，海军为辅的作战原则，整个战争的序幕选择在距离山东最近的海州。
海州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位于江苏北部与山东交界处，东滨黄海的海州湾，相南和相西南临江苏淮安，向西临近徐州，向北临山东日照，向西北临临沂。其战略位置自然不用多说，之所以选则这里就是有利于我军第一次演练水陆配合作战，舰队将在这里让五千人的一个作战单位登陆，而另一万人的甲种作战兵团会从陆路沿临沂、临沐、沙河方向进攻。两只部队三月初三开始集结，三月初五正式出发，预计三月初八开始发起总攻，如果进展顺利，将在海州建立补给基地，向西配合另外一支甲种兵团进攻徐州，从而切断从陆路通往京城的通道，彻底截断曹银的运输。
没有办法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我只能向最富裕的长江流域插手，至于北方，目下的情况除了大量向山东投资以外，我不准备有其他的动作，毕竟这里的经济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捞就捞大头。
很多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
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
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那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这就导致了官员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
更可笑的是崇祯刚一继位的时候，还作了一项测试旨在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
崇祯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
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由此可见明朝的吏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更可怕的是就在这时北京皇宫中还豢养了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帝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
尽管崇祯以铲除魏忠贤阉党而曾经备受官员们的尊崇，但是随后由于他的狭隘和多疑，使得手下的官员和自己离心离德，这让崇祯不得不重新依靠宫廷里那些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严重残缺不全的宦官，并以他们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
可以说这些宦官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所以尽管崇祯皇帝多次试图通过加税来增加朝廷的收入维持的计划都纷纷落空，但百姓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
此时流传的一首民谣就这样生动地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