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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悉尼抛出杀手锏，宣布将承担所有运动员家属的旅行费用，而一些外国报纸批评北京为争办奥运搞了大量人海战术，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具体的环境改善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难反驳的话题，可就在这时，国内传来十万人上长城的“壮举”，并且传闻要花巨额卫星转播费，把这一“盛况”传送给远在蒙特卡罗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们。我们不禁暗暗叫苦，心想：“别添乱了，这儿不兴这一套。”
投票的日子终于到了，宋世雄老师和我负责向国内的观众直播投票实况。说实话，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
终于，委员们投票结束，纷纷进入大会现常有人急步走到北京代表团席跟前耳语。据说，当时几位领导脸色顿变。主席台上萨马兰奇先生宣布投票结果：“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这句话是我现场翻译的。这也是我有生以来说过的最扫兴的话，虽然只是翻译。
悉尼代表团腾地欢呼起来，北京代表团里那十几位合唱团的女孩子们哇地哭了。只差一票，当然冤枉。但毕竟差一票，说来也不冤——如果我们以一票的多数胜了，一定会认为悉尼输得理所当然。但轮到自己头上，又实在不是滋味。我们现有的体育馆是不如人家的先进，北京的空气是没有悉尼的清洁，我们也说不出承担运动员家属的行宿的大话。
体育里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另外几个申办城市容易结成联盟与中国抗衡。国际奥委会内部也有权力的较量，而幕后的交易则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所能悉知的。据说，有一些奥委会成员两面许诺——我突然想起那永远不会亏钱的CASIN0，只有他们是永远的赢家。但这一切都是推测。一股暗流在蒙特卡罗灿烂的阳光里涌动，人们嗅得出，却抓不到。
但我们似乎也该为如此接近的比分而自慰。我们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虽败犹荣。有近一半的委员认为在新世纪来到的时候应该把国际体育界的头号盛事交给崛起的中国，他们的信心难道不使我们受到鼓舞吗？其实中国人办哪届奥运会都行，并不一定为了失去二○○○年这个特殊的“名分”而跟自己太过不去。而且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大可不必上升到国家的荣辱。
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应该抱有平常心。
这些正正反反的理由，我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客观，时而愤愤不平。就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收拾行装，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飞机上，合唱团的女学生们唱起歌鼓励着神情沮丧的大人们。机舱里一片悲壮。我突然深切地认识到：不错，后人也许能够对这一次的成败进行冷静的分析。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典型事例。但对每一个直接参加申办的人员来说，这却是切身的痛楚，是情感上难以抚平的波澜。何振梁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之职，对于他来说，亲自参加申办奥运也许只有这么一次了。而何先生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已心力交瘁，他有多少无能为力的苦衷，我们是可以想见却又无法真正体会的。这位献身于中国和世界体育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从前舱走到后舱，和每一个代表团成员握手、道谢。机舱内一片啜泣声。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握 着他的手说：“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他又用那极其亲切诚恳的眼光看着我说：“杨澜，我请你来是准备开庆功宴的。让你白跑一趟，很对不起。”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身下的蒙特卡罗已渐渐消失，只剩下海天一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蒙特卡罗，就这样与你告别，真有点不甘心。
然而不甘心就意味着希望。
辩论之后
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称为“主席”了。本想与年龄相仿的辩手们融成一片，但被他们毕恭毕敬地一叫，特别是领队的老师还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门生：“看见主席怎么不叫呢？”我不由地和他们一样惶恐起来。兼之要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亲疏之嫌，所以变得愈加客气。今天借助笔端，可以抛开拘束，一抒胸怀，可谓快事，但时间仓促，不觉只落得只言片语。
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小生长在校园里。一九九○年，还在上大学的我考入中央电视台做起主持人。观众很快接受了我，据说原因之一便是我有“书卷气”。一九九四年，我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了一名学生，攻读国际传媒的硕士学位。没有了“明星”的负担，还一个朴素自然的我，读爱读的书，听爱听的课，写爱写的文章，呼唤我曾久违的新鲜明净的校园空气，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一大幸事！
正因为与大学生活的这些渊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学生的节目，我在情感上都很投入，而大学师生也对我抱有很大的认同感。当导演打电话到纽约邀请我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时，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辩论赛毕竟与轻松自由的晚会不同。
单是从辩手们略显苍白的脸色和发黑的眼圈，以及领队教授们轻轻的“别紧张”的叮嘱中，便可使我感到那无声的压力。每场辩论赛录像前，演播室一切准备就绪后，往往有几分钟时间的静寂，全场等待导演的指令。台上的辩手个个仪态端庄，大气不出，在场的几百位观众无不受到这气氛的压迫，几个耐不住的观众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来，接着咳嗽声便此起彼落，像是每个人都在准备发言了。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考场正不安地等待着老师发下的试卷。看着身边的辩手们摊在桌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倍受感动。好一群兢兢业业的学生啊！但愿今天的考题不要太难为他们；真想看到那一张张看起来镇定而老练的面孔上露出本来仍属于他们的略带稚气的笑容。
说实话，这次辩论赛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强队，而是几名非华族的辩手。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整体实力最为突出。在美国学习一年多之后，我深深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从某种角度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表达能力，更会直接妨碍逻辑和判断。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几位外国学生在以非母语的华语进行辩论时所遇到的困难，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辩论中，持移山立场的韩国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自由辩论中又反复强调寓言的意义在于比喻而不是就事论事。若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我一定会随观众一起为如此精辟的发言而拍手叫好。
我认为学生读书的动机大致可一分为二：喜欢读书而读书或为好成绩而读书，而参加辩论的动机或许也有为辩而辩和为赢而辩之分，两者当然不完全对立，但就每个辩手而言，大概还是有轻重之别的。从感情上来说，我更钟情于前者，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创造和美源于热爱而不是功利。
克拉尔·多娜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明星”辩手，其对华语的掌握程 度及良好的风度、率直的性格都让人不能不喜欢她。而我最欣赏她的则是她在做观众时也表现出来的对辩论与思考的热衷。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结束后，评判团退席了，观众席中的她举手发言，有条不紊地回答正方辩手提出的、反方辩手没能正面回答的问题：“到底有哪个社会主要靠道德维系秩序的？”她列举了一些以宗教为主要社会法则的阿拉伯国家及没有成文法律的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为例，与正方辩手讨论进一步辩论的可能，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更让人觉得她的可爱。我看见新南威尔士大学及其他一些大学的领队老师纷纷点头表示赞许。大概老师们都在同一时间达成了默契：孺子可教也。
赛前与波恩大学的四位“老外”聊天，想知道他们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设想。除了欧福克一人比较肯定要做老师外，其余三位都没有明确的打算。
问他们怎么会选择花五六年的时间学习一门与就业并不直接“挂钩”的学问，他们极坦然地说：“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我们是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