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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
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
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客人，穿着统一的T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
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
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
《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 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
启蒙老师姜昆
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不清，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电视、电视、电视。。一个人有机会审视自己，是件很特别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在恍惚之中似乎有了时空的倒转，不由会对自己产生从未有过的兴趣。我知道不少人喜欢照镜子，或反复看自己的照片，而现在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也使这种奇特的感受进一步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对效果毫无把握，而且对自己的第一次审视是与几亿人同时进行的，再自信的人也会心慌。
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出现时的心情。
我从未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小毛玻比如，眨眼太多。
连姜昆都发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
我很听话。
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抑浪俏液谩Ｎ揖驼庋呱狭说缡樱銎鹆私谀恐鞒秩恕Ｒ豢迹胰衔馐歉鲆馔猓痪梦揖兔靼琢耍好凶⒍ㄎ揖褪歉烧庖恍械摹？
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
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
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
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 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以。可以。
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
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
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
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
《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到底有没有天分？”
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
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列。”
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而赵忠祥呢？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