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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节课。妈妈却执意不肯，说什么也要我吃了午饭才能出门。而午饭呢，是我最不爱吃的面条——妈妈说，胃不舒服只能吃这东西。
唉呀，我的妈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装过玻没过多久，我倒好像真有病了：天天睡不着觉，白天还特精神。眼看人一天天瘦下去，却查不出原因，医生只好开些安神的药，全是中药。于是家里整天弥漫着煎中药的味道，砂锅煮坏了两个。可怜我小小年纪，吃中药的功夫倒练出来了。那褐色的，苦苦的液体，闻着就够了，偏要早早晚晚咕嘟咕嘟地灌下肚去，喝完一抹嘴，颇感悲壮。大夫开的药中有黄连粉，需空口吃，而七十年代末，市场上还买不到胶囊，所以只好用汤勺盛来往嘴里送。
那些黄黄的粉末铺天盖地地粘在口腔里，一点点溶化在舌尖上，真是“苦”不堪言哪！药帖里还有一味是酸枣仁，爸爸在各处药店里寻找不得，便一趟趟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京郊的山村里去打听。有时候，他干脆随药农直接上山采撷。我妈妈呢，特意买了本当时很流行的《赤脚医生手册》，有关 失眠的那几页文字，她倒背如流，但我的“脖依然治不好，倒是她照书上其他章节所言略加实践，就医好了爸爸长年的脚气。
那时候，每到夜幕降临，全家三口人就进入紧张状态。爸爸妈妈担心我睡不着，随时留意我的动静，弄得我连翻身都不敢。他们教我数数，可我刚数到三，就联想起三毛，“人怎么会就正好长三根毛呢？还不如一根也不长呢。”这样又想起了和尚，然后是唐僧、孙悟空、动物园里的猴山，别忘了还有会作揖的黑熊。。这样一路想下去，哪还有什么睡意。明明睡不着，却又要闭着眼睛装睡，一家人关了灯，连大气都不出，你说多受罪！
最后，从小带过我的外婆被搬来做救兵。天性爽朗的她决不相信我一个小孩子会得什么失眠症，反而责怪爸爸妈妈过于小心：“从前一家七八个孩子，还不是粗放放就长大了。如今只有一个孩子，倒不知该怎么带了。让澜澜多出去玩坑，玩累了还有睡不着的？”
你说有意思不，从外婆来的那个晚上起，我天天睡得香极了，即使外面唱大戏，我都不会醒的。
生长在北京的孩子大抵都有“光顾”北京儿童医院的经历。那里的候诊室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襁褓中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幼童，即使发烧也要来回奔跑玩耍的少年，。。那空间充满了孩子的哭闹声，护士的叫号声，父母的抚慰声和斥责声，还混合着来苏水的味道，真是一幅难忘的景象。
那里是我小时候怕去的地方，想不到如今我成年了，依然怕。曾经在我眼中又宽又高的台阶，已经变得低窄，一步可以跨两级；被无数孩子当作滑梯的楼道扶手，光亮亮的，大概也已经被更换过了。但孩子们、大人们的各种声音依然汇合成那种熟悉的交响，来苏水的味道也依然浓烈。我深深敬佩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一定有超凡的爱心和耐心，才能日复一日地守候在那里，医治一个个病痛的小生命。
然而，如果你拾级而上，到了三层，周围一下子就变得安静起来。这里，就是病房了。
一天，电视台的一位女编导找到我。她的女儿最近住进了儿童医院，邻床的一位得了白血病将不久于人世的小病友得知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便请求见见“杨澜阿姨”。
病房里排满了一张张小木床，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吊着针，裹着纱布，直瞪瞪地看着我。记得小时候由于发育速度过快，引起腿关节疼痛，医生曾怀疑我得了骨癌。母亲说，她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流了泪。那不过是一场虚惊，而眼前这些病恹恹的孩子，却己被证实患了癌症，而且是死亡率极高的血癌。那些坐在他们的床边，手里举着玩具、连环画和糖果的家长们，又该如何度日呢？
那位一直想见我的女孩子惊喜地叫起来。我递给她几件电视台的纪念品，无非是圆珠笔、小别针之类。她兴奋极了，骄傲地向其他孩子展示着，然后从枕下取出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我给她写几句话。
天知道当时我多么踌躇！我不知道该在她正飞逝着的年幼生命中留下什么。女孩说：“这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打吊针，不能下床，所以隔壁的小朋友看《正大综艺》时，我只能听着。”
我忙说：“等你出院了，我请你到演播室来看现场做节目，好吗？”
“真的吗？杨阿姨，我可听话了，肯定守纪律。护士阿姨都说我勇敢呢。”
她说着露出两条细胳膊，上面满是针眼和瘀紫。我轻轻抚摸着，更不知该写 些什么了。这个女孩子，多么乐观，多么开心，倒是她应该给我写点儿鼓励的话。
最终，我在那本笔记簿的扉页上写下：”爱你，我的小天使！”
在我临出国前，我又独自去过那个病房。我带去了两大桶冰淇淋，孩子们你争我抢，吃得很有滋味。但同样的床铺上住的是不同的孩子。。我突然觉得自己真幸运，能够健康地长大。生命有时会如此脆弱，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遁去。但愿在天国里，这些稚嫩的灵魂会得到安慰。
回国的时候，应该再去那儿看看。
中学时代
中学六年，我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简称京工附中，它是海淀区的重点中学。城市里的中学生穿过农田去上学的恐怕为数不多，我却有这份享受。学校的后门连着四季青乡的大片菜田，走路只需二十分钟左右，算是条近道。遇上刮风下雨，骑自行车不便，乘公共汽车又不顺路，我便常常择此捷径步行上学。
冬日的北京，太阳起得迟。七点多钟，我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天还半黑着。走着走着见半天星辰淡去，一轮红日跃出青濛濛的西山。身负沉重书包的我，便在寒冷的晨风中有了高歌的欲望。冬天的田野硬邦邦的，没有生气，只有成群的乌鸦在寻早餐。不知怎的，我对乌鸦从来没有反感。
它们自食其力，不以声貌悦人，远远比学舌的宠中八哥讨人喜欢。中学生考试压力重，多少会有点迷信，比如有的同学认为穿某件衣服去考试运气常常不错，有的相信考试那天早饭一定不可吃鸡蛋，等等。我呢，常在心里盼着遇上乌鸦。我认为这些诚信的鸟儿会给我带来福气。若是遇上喜鹊，就大为恐慌，听它们吱吱喳喳的，心慌意乱。还好，田间的乌鸦比喜鹊多，我的考分也就常常有了保障。
小路边有一起猪圈，无论冬夏，味道都不佳。一开始我很不习惯，每次都掩鼻而过。但日复一日见农民在那里忙碌：起粪、理圈，干得起劲，且安详自得，便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了敬意。时而也看见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农家孩子在那里帮忙，热情地叫着大猪小猪的名字，全没有城市少年的娇气。他们健康的笑容让人体验到劳动朴素的美感。那时，嫩黄的黄瓜花，淡紫的茄子花，田埂上的马兰花，装点着我上学的小路，沟渠里的流水声，田野里的风雨声，是我的“随身听”。记得一连几年放学时分常遇到一位赶驴车的老伯，问他为什么不换骡子，他回答说：“骡子娇贵得很，脾气大，讲究饲料。但驴子耐力好，肯吃苦、卖力气。小姑娘，你知道吗？驴子是不会像马一样跪下休息的，它连睡觉都站着。等哪天它站不动了，就是快死了。”那小驴子摆动着长耳，发出两声脆亮的鼻音，似是感激老伯的知遇之恩吧。也是从那时起，我对驴子有了特别的好感。在我从事电视工作之后，间或去乡村采访，都不会感到与乡民有太大的隔阂。对菜田里的事，我甚至还略知一二，分得清胡萝卜和“芯里美”的叶子，知道卷心菜该保持多大的苗距。这份对乡间的感知，都是在中学的上学路上耳濡目染的。
中学时代，我一直担任班上的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又总是班上第一二名，所以多少有些受老师的宠。上课时我一旦感觉自己都懂了，就开始忍不住要说话。常常是捅捅同桌：“哎，我昨天听了一个故事，特精彩，我说给你听，好不好？”同桌往往因此分了心。于是我就竖起书本，挡住嘴，嘁嘁喳喳地小声说起书来。老师站在讲台上，如何看不见？但还想给我留点面子，没有立即发作。到我的同桌忍不住作出一些短小的评论或在咽喉里发出一点笑声的时候，老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点了同桌的名，训斥一番，我不幸的朋友也不辩解，低头听着；我呢，知道自己连累了朋友，也内心愧疚，不敢抬头。中学六年中，我的同桌换过四五个，个个因我爱说话而倒过霉。但没有一人因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