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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
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
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烦。”
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
她笑了，说道：“你游侠倒做惯了。”于是便答应了。
二月初，我俩回到美国纽约的家中，又可以看见窗外温馨的灯火了。她在学习及拍《杨澜视线》之余，拿起了笔。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们证实了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孕育的时候，于是杨澜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她“怀胎十月，瓜熟蒂落”的过程。所以有的朋友说杨澜是在孕育“双胞胎”，这是恰如其分的。
这本散文集“游历”了杨澜“记忆中的岛屿”，重温了她“难忘的荧屏”，回顾了“留学的日子”，表达了她对“蓝色的海洋”的向往，也记下了她絮絮“心语”及人生的感悟—这是杨澜的第一本书。
杨澜今后一定还会写书，但这本书的意义却永远不一般。
我分享着杨澜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一切：写在纸上的及蕴含在其间的。杨澜认为我最了解她，固执地“逼”我来写这个序。我于是便写下了以上这一段文字，权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轻，我们还需要继续游荡。永远胸怀着明灯，在人生的黑洞中游荡。
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东京至纽约飞行途中 凭海临风 机会是我的吗？
曾经的大学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中央电视台，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场上的辩论激烈精彩，场后的签名采访也让人应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脚乱之后，观众已经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场内有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我向他们道别后，换了轻松的便服，舒适的平底鞋，蹑手蹑脚地走进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围非常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演播室的大门越来越近。那扇门又重又厚，包着黑色的皮革，关得严严实实的，仿佛连空气也透不出来。门轴很滑润，用力推开大门，也不发出任何杂音。
演播室里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场内中央，那里站着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纯，两边八字排开的是嘉宾。男女各占一边，正在回答关于莱茵河的一个什么问题。穿白、红两色T恤衫的观众坐在主持人对面，有人在窃窃私语，好像在抱怨灯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现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么是烤人呢。”我心里想。靠墙角，正大综艺公司的女业务经理陈慧贞小姐，斯文地坐在监视器旁，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着屏幕。主摄像还是冯际庆老师，全神贯注的。现场导演我不认识，其他几位摄像脸孔也陌生。
没有看到什么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轻的脚步，沿墙边走上又陡又窄的铁板楼梯。从下往上数的第八级台阶比上下两层都略高一点，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这儿踩出响声，还曾有一位技术员在这儿绊过一跤，摔得不轻，还好，这些我都记得。
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着栏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的视线，那下边白花花的灯光里，曾经站着我自己。
那是一个神差鬼使走上电视的大学生。
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四年级。出于未来工作考虑，主修国际经济。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所以被选为系学生会副主席，业余加入了学院话剧团，曾在英语汇演中得过最佳女演员的称号，演的是一个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终于幡然醒悟的英国妇人，也曾在一些校级演出中担任过主持——其实谈不上主持，只是报幕而已。这些对我后来做电视主持人都有帮助。自从我走上电视，也有不少节目依照我“成功”经验，专门到外语学院去找大学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来大学教育保证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来语言教育，特别是口语训练使这些学生具备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三来学外语的学生，眼界比较开阔，气质也比较现代。这些理由都成立，但是还有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
人，毕竟不是产品，靠设定程序的流水线是出不来的。赵忠祥老师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被选入电视台做播音员的，今天，有谁能够重复他的轨迹？不说主持，单是给《动物世界》配音，有哪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出神入化？又有谁能说那只是发音吐字的训练结果呢？
给主持人灵魂的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主持人不仅与观众分享荧屏时间，而且分享内心感受和思想。任何其他的素质与此相比，只是技巧而已。
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该有多大的区别！
我的大学生活的真正的馈赠，是它给了我丰富的思想和情感的材料。
当时，校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心中的英雄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的偶像：一个真实的人，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无论任何险恶的遭遇都不能阻止他追随心中不泯的理想。我在心中一边崇拜他生命的狂野和坚韧，一边又脱不开传统文化中中庸端庄一类的观念。那是个各种思想杂乱并列的年纪，是认真地思考，也认真地痛苦着的年纪。但归根到底，是个相信至爱至纯的理想主义时代，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就会带来成功，相信最大的成功不是世俗的承认，而是品尝人生的一切，最后达到心灵的安详。这么多年后，我基本还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说我做到了这些，而是说我还是坚信这些。这是件幸运的事，我希望今生都能如此。
我爱旅游，理想之一是周游世界，搞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在大学时代养成的癖好。记得当时省下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几百元钱，要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去武夷山。父母不答应，说两个女孩子，出门太危险。于是我抬出这位同学在合肥的亲戚，说他可以陪同我们上黄山（有亲戚是真，但到了黄山脚下，还是只剩我们两个人）。软磨硬泡，终于说动了父母。当我们坐上南下的火车，那个高兴劲啊，真是难以形容！一天一夜的火车，坐硬座，脚下还睡了人。大热天，车窗开着，结果弄了一脸的灰烟和煤烟，极脏。车厢里混合了汗臭、烤鸡和香烟的味道，今天想起来似乎无法忍受，但当时我是怎样地感到自由和快活！出门在外，凡事都要拿出成熟老练的派头，遇到其他学校的男生过来套近乎，我们俩保持矜持，一副“见得多了”的模样；住十个人一间的旅馆，随身物品牢牢地看紧，决不给小偷钻空子。当时觉得自己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照片，不禁笑出声来：那张娃娃脸，简直像个中学生，又能瞒得过谁了？
古寺陈碑、名楼故亭，对我的吸引都不大，我偏爱纯天然的景致。如果是山，便希望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攀援——因为我是属猴的嘛。
就这样不歇脚地上了黄山天都峰，又一惊一咋地过了险要的鲫鱼背，那遮天蔽日的大雾便重重围住了我们。它调皮地与我们游戏：我们进一步，它就退一步，但不多，仅仅一步而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三五米的空间。这其间的竹叶绿得逼眼，每一片都有生命；湿了翅膀的小虫在坠着雨露的草叶上爬行，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看不见的枝头，有鸟儿在断断续续地鸣唱，它们是我们不甘寂寞的朋友；山水哗哗地从脚下的石板缝中淌过，却不知它流到哪里去了；或许是刚刚经过的瀑布？那是什么声音，清脆而铿锵，一板一眼，从不乱了节奏，如音乐。那是开山人凿石阶的叮当声，在我们的前方，又好像在上方。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了。还是瞧不见人，竟也不以为憾。
只见浓浓淡淡的雾。
我心如洗。
我拚命吸取这湿漉漉的绿色，积攒着，好留给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
黄山之行在我年轻的头脑中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在按部就班的半封闭的校园里长到二十岁，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世界的博大，自然的神奇。从书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