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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来了她应该是卢茂官‘广利行’的后人”傅孝文心中一惊，说道，“他们竟然也会想到去找他？”
“十三行”的名称在大清朝的岁月展中，有着特殊的含义。184o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十三行的海外丝绸之路贸易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中还牵连了英国、法国、美国、瑞典等国家港口对中国的“堪舆”，甚至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大战。当时的清朝每年4o的税收都是从这个“天子南库”里提取的，几乎是清朝的国库的二分之一。当时广州港口“珠江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熙熙攘攘，一包包绫罗绸缎、茶叶、陶瓷堆积如山，来往交易的有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罗斯、葡萄牙数十个家”。这些贸易财富，也是让清朝皇帝手脚哆嗦“眼红”的税收和贡赋，而到了乾隆年间，则逐渐形成了海上丝绸贸易的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展和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特殊产物，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可取可舍。因为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交易，让银元象流水般进入朝廷的金库，于是两广总督便组织和指定人员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说是指定，却不少是朝廷内务府派出的粤海关监督，而他们却对十三行行商有生死掠夺的权利，加上保商和税收收缴让十三行的行商虽然“年轻”，仍然承担重负，恩怨纠缠中，把好端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最后变成为了“喂番鬼”的银元外流。
由于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越来越多，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清廷以法令形式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规定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甚至“画眉点睛”地按性质划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之后由公行按贸易额收费，作为公行基金，用于清偿行商拖欠、罚款、亏折等债务。清廷的这些严厉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业资本置于清朝封建权力的支配之下，同时又因为生意的缘故，朝东印度公司“借债”购买产品，实际无法防“夷”，这使得十三行公行在鸦片战争后迅衰落。
关于十三行商的财产去向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个“悬念”。当年十三行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要数潘、伍、卢三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而卢家的“广利行”呢？外商一直惊奇地称其“财富巨大”、“始终不知道卢茂官的家产有多少，问到他们的财富数目，他们总是笑着不愿意透露。”
在鸦片战争后，以伍、潘两家为的行商们大都移资海外展，而卢氏家族则仿佛蒸了一样，除了仅在国内拥有少数的资产外，其余皆不知所踪。
而现在，这一神秘的华人家族，再次以神秘的方式出现在了中国大6。
“这说明，瀚之现在的名声，在海外华商之间，已经是相当响亮了。”牛敬业说道。
“伍家这一回怕是碰上对手了。”傅孝文起身踱着步，沉声说道。
（二百七十九）东京风暴
（二百七十九）东京风暴
“伍家现在应该是已经知道消息了，我们不必有什么动作，只要看他们怎么动就可以了。”牛敬业说道。
“你的意思……”傅孝文盯着牛敬业的眼睛，想要弄清他的真实想法。
“船多不碍江，有比着的，才见长进。”牛敬业微微一笑，迎上了傅孝文的目光，“我觉得，伍家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到垄断，多几家行商进来，对咱们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有道理。”傅孝文点了点头，说道。“以不变应万变，也是应对之道。”
“京里国会正在讨论币制改革议案，这几天就会有消息，我们现在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到银行上面。”牛敬业说道，“那些事情，暂时放一放吧。”
“就这样吧，不过，消息渠道还是要保持畅通。”傅孝文说道，“尤其是京里老三那里。”
两个人又商议了一会儿，牛敬业起身告辞，送走牛敬业后，可能是知道卢氏家族的那个女人的消息干扰了他的心情，傅孝文总是感到心里有些不安，他在屋子里又踱了一会儿步，抬头看了看天空，现一轮红日突然被一团厚重的乌云遮挡了起来，周围的天光一时间变得暗淡了下来。
北京，中华民国国会大厦，议事大厅。
“造币厂已经将新银元的样币弄出来了，大伙儿都看看吧。”梁启看了看下面的坐席，在扩音器前说道。
国会大厦的工作人员将一本本装有新银元样币照片的精美像册递给了与会者，让大家依次传看起来。看着一枚枚不同图案的精美银元，很多人都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中国现在国内通行的银元，为袁世凯时制作的银币，即俗称的“袁大头”。晚清光绪年间，为了适应经济展，开始由各省铸造银元，由各省自行其是，和当初铸造纹银一样，不仅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数量上也难以控制。辛亥**爆后，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而且还滥铸铜元，滥钞票和军用票，使中国本来就没有统一的币制更加混乱不堪。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从短期来说，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因而币制改革刻不容缓。1912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北洋政府鉴于当时铸币、纸币十分复杂，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乱，折算繁琐，民众积怨，同时也想借助货币改制以解决军费问题，便决定铸造行国币。袁世凯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趁此机会决定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由此而来。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中圆、2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国币以“壹圆”银币为主币，总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克），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克），以银九、铜一（后改为银89，铜11）铸造。正面镌袁世凯戎装侧面头像及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国币条例》公布的同年，北洋政府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6续铸造。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很快受到了社会认同和接受，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朝的龙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
“袁大头”的铸造量在当时非常庞大，仅南京造币厂在民国四年二月至民国五年的近两年时间内，就达37981921o元。而且仅壹圆“袁大头”就铸造了75ooo万枚。“袁大头”银元经过多年铸造，加上其信誉很高，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也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袁大头”银元的通行促进了中国货币的统一，也为中国币制的进一步改革准备了条件。
尽管“袁大头”的流通非常顺利，但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导致声望大损，“弘宪帝国”覆灭后，国会即有人提议重新改铸新银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曾经酝酿行新币以代之，并施行袁世凯时代一直没有实现的“废两改元”计划，但因为财力窘迫，加上连场大战，没有能够施行。而现在，欧洲的战争和第二次抗日之战的胜利，以及杨朔铭所赚来的大把美元，使得中国政府终于有力量将币制改革深入进行下去了。
由于这一次准备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