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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湖南的知识界，已经有了“***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般的觉悟，终于使湖南的筹备制宪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启蒙运动。而最先卷入这场运动的，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章太炎乃至杜威、罗素这些国内和国外著名的学者。如今在湖南省内部，在省政府与民众之间，最主要的麻烦，是出现了“由官绅制宪”还是“由公民制宪”两条路线的分歧，因这种分歧而导致的请愿和论战，在战事结束之后，便开始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解决分歧的方案是“学者制宪”。这一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此前蔡元培曾陪同杜威、罗素等外国知名学者前来长沙考察湖南“自治”，那时蔡元培便曾提议湖南的自治宪法应聘请具有专业修养的学者来制定。蔡元培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长谭延凯和湖南督军赵恒惕的支持。而在这一次“驱除张唐”的战争结束后，由省政府出面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作为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象梁启超、王正廷（法学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者之一）、蒋百里（军事学者，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石陶钧（军事学者）、彭允彝（前教育总长）、李剑农（联邦主义理论学者）、王毓祥、向绍辑、皮宗石、黄士衡、唐德昌、董维键、陈嘉勋、张声树等人，全都位列委员之列。
“这次起草委员会草拟的湖南省宪法案，我读了三四遍，觉得大体上是很不错的。其长处在于：第一是知道注重***。看里面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处处都是从实质上划定界域，明白写了出来，不用浑括条文，替恶政府多留******的机会。这一章在本草案中，确实是特放异彩！第二是知道着眼事实，不务为高远之谈，使条文等于虚设；其有根据之法理本应如此规定，而因其种关系即时又行不通者，则变通方法或展缓其施行期限。这都可以见得起草诸君的心思细致！第三是知道求实用不求美观。我起初是一个反对所谓‘学者制宪’的人，就是害怕学者们不甘心自贬‘学者’的身价，专门替我们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宪法。今读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这真是出我的意料之外。”
听了梁启超的评价，一些学者纷纷鼓起掌来。
（一百九十八）教育兴国当如是
（一百九十八）教育兴国当如是
在接到湖南省政府制定省宪的要求后，学者们在岳麓书院闭门研究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拿出了一部《湖南省宪法草案》。
这部宪法草案能够出世，与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一系的学者的理论支持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梁启超在屡次反省自民国建立以来的乱局，将其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制约袁世凯的野心和独裁，而不惜牺牲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尤其是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利平衡，为了防止“总***裁”而导致了“议会独裁”。梁启超的这一深刻反省，加上其与湖南宪法起草委员会众学者之间良好的师友关系，因而得以贯彻在了《湖南自治宪法草案》之中。
而正象梁启超刚才评价的那样，现在的这部宪法草案，实在是民国以来最良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草案不但充满了宪政民主的理想主义，通篇贯穿着“主权在民”和“权利制衡”的政治原则，而且充分照顾到了湖南当日的实际情况，有浓厚的务实情怀。
“既然卓如都如此说了，草案不日便可提交宪法审查会通过。”一位学者说道。
“对了，要不要把这宪法草案给小杨将军一份，让他看一看，好歹人家是第一个通电支持湖南自治的。”另一位学者忽然提议道。
“是啊，这一次要不是他在暗中支持，单凭湘军之力，是打不掉张敬尧和唐天喜这两个祸害的。”有人表示了赞同。
“这是应该的。”梁启超想起了那次蔡锷做东“喝花酒”时酒宴上那位俊雅谦和的少年将军，不由得点了点头。
“他要是不赞同怎么办？”李剑农笑问道。
“我猜他一定会赞同的，而且还会想办法保证这部省宪的落实。”蒋百里突然说道。
“哦？百里兄为什么这么肯定？”一位学者好奇的问道。
“我们不可以用寻常的眼光来看待他。”身为军人，却充满了学者儒雅之风的蒋百里自信地说道，“这部省宪如能顺利实施，必有他的一份功劳。”
广西，南宁，两广巡阅使行辕。
在客厅里，两个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
“瀚之可否告诉我，所谓的‘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新教育具体是什么，在一般人眼里，无非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新教育是习科学，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之类了。”
“其实这个分别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瀚之刚才所言，并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要知道，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百家典籍，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的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华所言不错，是这样的。”
“照表面看起来，其实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旧教育代表主观的教育主义，也就是—个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教育主义，其教授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社会能够支配个人，而个人却不能够支配社会？这我怕是不能赞同，简言之，我中华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伽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而欧罗巴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能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而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听到对方说出这样的观点，身为穿越者的杨朔铭本能的给予了反对。
杨朔铭并没有向对方说出，还有另外一个人，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要远远的超出他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
“瀚之果然博学，能够一针见血。”坐在杨朔铭对面的中年人微笑着说道，“我不知道瀚之有没有想过，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伽牟尼、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
“我对此所知不多，还请仲华明示。”
“那我就来告诉瀚之，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伽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伽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