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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天子富有四海’，但不少人都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臣妾亿兆’，所谓的臣妾，其实就是奴虏。”黄韵芝将她平日里和杨朔铭进行辩论的观点说了出来，“这些话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民众和君主之间，无论是政治上，人格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极端不平等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君尊臣卑，君为主民为奴。也就是说，除了君王以外，其余的人，无论是当朝宰相还是田野里的农民，都是奴婢臣妾，所谓的亡国亡天下，只是一家一姓的兴亡，对天下百姓来说，就象是奴婢换了主人。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还是苦。”
听到黄韵芝的话，杨朔铭想起了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仍然没有脱掉这样“换主子”的命运，不由得在心里暗暗的叹息起来。
“诚如夫人所言，五千年封建**流毒，贻害至今亦未能消除。”杨度看了看坐在黄韵芝身旁的杨朔铭，笑道，“看样子夫人对‘臣妾’这两个字极是痛恨啊！”
“我中华之所以积贫积弱，难以振作，与此二字不无干系。”黄韵芝偷眼看了看杨朔铭，说道，“中国自三代以来，君民对待之道，与西国绝无类似，君为主人，四海之内皆为臣妾，绝无平等之意，其治民犹如治盗，民恶其上而反，是以革命军兴，民国乃成。论民国之义，民主之国也。以民主之国论君宪政治，以自由之身重为臣妾，或能无其实而有其名，亦是不进反退也。”
听了黄韵芝的话，杨度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言之有理，但民主共和，真的救得了中国么？”
黄韵芝看到杨度若有所思的低下了头，拳头不由自主的握了一握，她想了想，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杨度很快觉察出了自己的失态，他抬起头来，迎上了杨朔铭夫妇的目光，脸色又恢复到了常态。
“皙子所言，正是我和她常常争辩的一个方面。”杨朔铭看着杨度，微笑着说道，“不瞒皙子，皙子所作之君宪救国论，与我心亦有戚戚焉。”
“噢？瀚之也是赞成君宪政治的？”杨度的神情再次变得专注起来。
“记得皙子在书中曾言：‘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此言极当。”杨朔铭说道，“自西方之自由民权理论传入，中国历史上之君主**理论为人所深恶痛绝，而对在此**政治长期高压下所形成之社会政治心理却完全忽略，如我中国民众一直所固有之‘父母官’‘爱民如子’‘民之父母’思想，而此等思想所害更甚，而人不自知。所谓‘民之父母’者，究其大义，乃视其民如愚顽之童稚，视已为制民之父母，其本质乃使尊卑势成，使民自觉居于卑下之地位，无一丝一毫平等之意。似此有官说无民说，必不准民之报告，听审，则民命悬于不可知，而民尚不自觉。以满脑此等旧思想之民，骤行民主共和之事，其结局不问可知。”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在后世的那些不忍为人言的诸多惨痛经历，让杨朔铭对中国人的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都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同，即使在彻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后的现代中国，仍然拥有广泛的市场。
君不见，有多少党政官员，平日里不也都是以“父母官”自居的么？
“瀚之所言极是，以中国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中国多数人民，并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所谓‘二次革命’其明证也。”杨度有些激动的说道，“斯时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数年中，设非政府采用**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听了杨度的话，杨朔铭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听任杨度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故一言以蔽之：中国之共和，非**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项事业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被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些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或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
此时的杨度并不知道，他刚才话里所担忧的事情，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年轻人，已经亲眼见识过了。杨度也不知道，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远见，改变了眼前的年轻人受后世填鸭式教育所形成的对他的偏见。
“先生曾言，今日之中国，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而此君主，则非中国三代以后之君主也。”杨朔铭说道，“而必有此等君主，才有去‘父母政府’思想之民。”
“不错。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则国可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而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犯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而欲求立宪，先非求君主不可。”
“法美两国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中国于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怎么就不行呢？”黄韵芝听了杨度的话，问道，“为什么非要改共和而变君主呢？”
“试问夫人，法美两国民众，有举兵以争大总统的事情吗？”杨度笑了笑，反问道，“我想夫人知道，没有。我还想问夫人，为什么法美两国民众没有的事，而我国却有呢？这是不是证明了我和瀚之说的，中国民众在这方面，是不及美法民众的呢？”
黄韵芝没有回答，而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曾经受革命思想影响而加入了“女子铁血暗杀团”的她，现在显然认同了杨度的说法。
“故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