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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颢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点有趣的事。我先说一个。”
说罢，赵颢一本正经地坐好，道：“说是编敕所有几个官员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回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认为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夸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高太后稍一沉吟，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颢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弄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赵颢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住，大声笑了出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赵颢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却责怪道：‘你怎么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找了个由头，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心里明镜似的，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是王珪却是城府极深的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事情，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却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他满腹心事的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则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找个借口合情合理的把这首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刚刚放下的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不是个味儿。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性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范纯仁拜相，是吕惠卿自己推荐的，想想刚才皇帝召见的人，便知道两府皆不反对，虽然如此一来，只要拜过太庙，经过一些繁琐的礼仪，吕惠卿在政事堂便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政敌。但吕惠卿哑巴吃黄连，亦只得强作笑颜，和王珪一起副署。
第二道诏旨，韩维为枢密副使，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吕惠卿与他又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倒也不觉意外。
但接下来几道任命，却让吕惠卿目瞪口呆。
以高遵裕为泸州知州。
以太府寺卿李陶为鸿胪寺卿。
以开府仪同三司、荆国公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
吕惠卿只觉得一阵晕眩。
“石越！”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出这个名字，眼前一阵模糊，那三份诏令，似乎化成了石越那冷静的面孔，嘴角边带着一丝轻蔑的嘲讽。
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石越。
吕惠卿的握着笔管的手，微微颤抖着。皇帝果然起了疑心——高遵裕为泸州知州，泸州现在还西南夷的控制中，宋军虽然迟早会夺回，但没有不先任命经略使，反先任命泸州知州的道理。重新起用高遵裕，皇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人不会受朝中任何一党的控制，他监视的，不仅仅是军事，肯定也包括民政。
太府寺卿李陶，是吕惠卿的同乡、门生、亲信。太府寺是大宋仅次于户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在发行交钞后，其地位更是日渐重要。而石越在太府寺时便兼任参知政事，韩维亦由此而升任枢副，使得太府寺在诸寺监中，更被视为“要津”。而鸿胪寺“不过”是总管全国蕃夷部落事务及海外殖民、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名义上虽然在太府寺之上，实际上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从石越与韩维去职后，太府寺卿就一直被吕惠卿的亲信占据着。此时忽然将李陶“升为”鸿胪寺卿，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吕惠卿几乎感觉到大厦将倾的恐惧。
而最致命的，却是王安石的任命！
高遵裕可以设法收买、交易；李陶的任命，也可以设法阻扰，大不了在新的太府寺卿任命上做点文章——但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却几乎在一瞬间，让吕惠卿丧失了斗志！
再怎么样算计也没用了。
这样的感觉，弥漫于吕惠卿的心中。
吕惠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王安石，他实有一种莫名的忌惮。吕惠卿能有今日之地位，全靠着王安石的赏识与擢用；吕惠卿的全部政治资源，依赖的，还是王安石这面旗帜……曾经，在王元泽还活着的时候，吕惠卿心里便充满不安，他小心的保留着与王安石交往的一切证据，为的便是以备“万一”。而在王元泽死后，王安石罢相，虽然表面上吕惠卿对王安石尊敬有加，但是也时刻担心着皇帝会重新起用王安石——因此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辛苦经营来的地位，便会在一夜之间，拱手送人。他用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努力标榜自己与王安石的区别，但是却始终无法逃避王安石的阴影。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新党”，而“新党”，则永远是王安石的党。这种感觉让吕惠卿极不舒服，如非朝堂之上还存在着有司马光、石越这样的劲敌，考虑到王安石有朝一日也许会是极重要极有用的棋子，使得吕惠卿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他早就对王安石下手了。
但这颗预备的棋子，吕惠卿自己都害怕使出来的棋子，却被石越用了。而且是被用来对付自己。
吕惠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知道这肯定是石越搞鬼，这样的手腕，根本不是文彦博、司马光用得出来的。
“阴险小人！”吕惠卿在心里咒骂着，手中的笔却始终无法落下去。
自己要亲自给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发核准令，是该觉得讽刺，还是该觉得残酷？
但是，他能拒绝么？
他素有的勇气与智慧，在面对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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