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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处分？”吴充试探着商量道。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道：“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种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惟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力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孙固对着皇帝说起话来，简直可以用“放肆”来形容，赵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陛下，若为市恩于下，而败坏法纪，实是鼠目寸光！为人主者，只须赏罚严明，则臣下自然心服。当赏不赏，当罚不罚，皆肇祸之由……”
“不然！”吴充不待孙固说完，便插言反驳道：“凡事有经有权，国法亦不外乎人情。二犯行刺，岂是无因？曾无可悯处？且押后处置，亦非不罚，不过权宜之计，以免沮丧边臣之心。大臣者，非刀笔吏也，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变通？孙大人此言，实是法家之语。商申之术，乖离圣教，何足为恃？”
“陛下！”孙固正眼都不看吴充一眼，向赵顼拱手欠身，厉声道：“吴充乃奸臣，作此奸臣之语！微臣自束发受教，未敢有违圣人之训者。《论语》有云，‘政者，正也。’《贞观政要》有言，‘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又云，‘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以之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若‘罚不及于有罪’，‘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唐太宗不以权术驭下，而有贞观之治，为一代圣主。奈何为大臣，竟欲导陛下去诚信而用权术哉？况且唐之藩镇之祸，岂是一朝而成？盖亦是骄兵悍将，恃功卖宠，而居上位者不能防微杜渐，致使法度渐坏，终不可救。今日之事，正是防微杜渐之时！”
“吴充为大臣而不知大体，以邪术导人主，臣请陛下，速远此奸小！”文彦博对吴充也极为不满，竟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当面不明确地拒绝自己，转过身来在皇帝面前却是另一番言辞，的确是小人的行径。
孙固与文彦博尖锐的言辞，说得吴充一张老脸胀得通红，雪白的胡须气得不停地抖动，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颤栗着说道：“臣待罪侍奉陛下十有余年，无功于社稷，无补于圣明，不见容于同侪，尸位素餐，愧对陛下！臣有罪，臣不敢有他言，惟望陛下念臣老迈，许臣致仕，臣永感陛下隆恩。”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赵顼只觉得头“嗡”地一下响了起来。
由意见之分歧而导致互相攻击，自居为“君子”，而以对方为“小人”、“奸臣”，最后意气相争，干脆辞官去位——这样的故事，赵顼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有点恼怒地望着他的这些个心腹重臣们。平心而论，他亦分辨不出谁是谁非。吴充当然不是“奸臣”，至少他赵顼相信自己还有这点起码的判断力，纵使孙固、文彦博，内心里亦未必以为如此；但是孙固、文彦博错了么？那却也未必。
当然，谁是谁非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但是，大战之前诛杀重要将领的家属已经够让人放心不下，兵部尚书在此时撂挑子却更是雪上加霜。不仅仅是兵部一堆的事情需要一个能干且有威望的兵部尚书，而且这样的情况，极可能会加深臣下对皇帝的怨望或者恐惧——皇帝不惜让一个兵部尚书致仕也要杀掉自己的家人，这会给种家、姚家什么样的心理暗示？！
难道要让这些统兵大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那样的话，只怕赵顼自己也不可能睡一个安稳觉。
但文彦博与孙固也不那么好打发的。
吴充不把兵部尚书放在心上，难道文彦博与孙固就会多在乎枢密使与同知枢密院事的差事？虽然这两个职位，是无数人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目的，但对于了解文彦博与孙固的性情的赵顼来说，却是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官位，从来都不能够让他们委屈自己太多。
文彦博名望已高，所追求的东西本就不多了；而孙固，却是个重视名望甚于官位的人。
无论如何，先和一把稀泥再说。
赵顼无奈地想道。
折可适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御前侍卫班的日常训练。他对这些传说中武艺高强、勇猛善战的大内侍卫们充满了好奇。�